章越闻言脸上一抽搐，当年吕惠卿假意向自己示好，后又火烧三司之事，令自己和苏辙二人一起狼狈离京。
真可谓是前车之鉴。
对政敌一点情面都不能留。
章越神色骤变，终是决断道：“好吧！”
苏辙闻言大喜。
“不过……”章越又肃然叮嘱：“不过本朝政治不是一味靠手段狠，靠立威。持正毕竟是宰相，宰相自有宰相的体面，切不可赶尽杀绝。”
苏辙道：“此事请魏公放心。”
“魏公宽仁。某这些年在野，已备齐蔡某罪状。既蒙钧谕，自当斟酌施用。”
此言既显手段，又彰分寸，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
苏轼感叹道：“魏公，蔡持正，吕吉甫罢了，其他人当善用之。”
……
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
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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