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宰执们，从家里、有司官署，赶到都堂的时候。
宫中已再次降下了十余个御批卷宗。
每一件，都有宽宥。
首犯或从腰斩、斩首，改成绞甚至是刺配。
从犯则从刺配沙门岛/重配刑徒等改成了流放三千里/一千里不等。
同时，判词也写的相当漂亮。
或是引经据典，以圣人的名义，说明宽刑省罚，对于德教的重要性。
或是援引列圣的判例（宋称‘断例’）——是的，你没有看错！
中古的大宋，司法实践中，是看重判例的。
赵煦的父皇，甚至在元丰时代，下诏命大理寺、刑部，编纂了一部《元丰断例》来指导州郡官员，审理案件。
赵煦上上辈子，也曾命大理寺有司官员，编纂了一部《元符刑名断例》来指导司法实践。
这主要是因为，大宋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而作为成文法的刑统，根本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
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
很多人都是无足适从。
特别是许多案件，都开始触及儒家的雷点。
譬如说父母在，但兄弟争产。
又或者说，夫妻之间，发生了经济纠纷。
这个时候，一般人别说判案了，连审理的胆子怕是都没有。
生怕碰到政治雷区，一不小心把自己给炸上天（譬如登州阿云案）。
好在，大宋天下州郡，情况极其复杂，什么样的案子，都曾出现过。
所以，大多数人，在遇到类似棘手问题的时候，就会统一的做出相同的选择——抄作业！
只要能找到某位名臣，在类似案件上的判决依据和结果。
那么自己依样画葫芦，总归错不了。
且因为是名臣的判决，理论依据、司法依据、道德标准都是现成的，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政治上的隐患。
像阿云案后，类似的案件，都是照抄阿云案的判决结果。
故而，大宋的司法实践，是法（成文法）与例（判例）互相补充的。
宰执们拿着宫中降下的卷宗，仔细看着上面的判词内容。
一个个都是啧啧称奇，惊讶无比。
然后就纷纷面朝保慈宫方向，顿首拜贺起来。
哪怕是素来以‘不擅阿谀’、‘不知变通’闻名的傅尧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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