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法的推行也并非如此顺利，各地的乱子依旧还是有的，尤其是一些偏僻的地方，一些士绅煽动乡民滋事，也是屡禁不止。
好在此时的郝风楼拥有的是绝对的武力，这一点上，倒是和当时的明治维新颇有相似之处，明治维新时，为了利用农业反哺工业，同时为了打击地主，因而征收重税，以至于许多人即便到了丰年，家里有数十亩地，亦是食不果腹，于是当时的明治政府，数年时间招致了数百场的叛乱。而当时倭人的办法便是征取重税，建立工业，工业生产军备，扩大军队规模，军队以绝对武力弹压民变，将一切隐患都消弭于无形之中。
而在这方面，郝家的局面显然比倭人的局面要好得多，谅山的工商资本已经成形，大量的财富已经积累，所以并不需要农业对工商进行反哺，因而民怨主要还停留在士绅阶层，反而寻常的农户因为地价大跌，而从中受益。
原本在不久之前，寻常的农户并不属于‘人’的范畴之内，这个人，至少是官方意义的人，打个比方，地方官卸任，士绅们送万民伞，这个万民是不包括寻常农户的，这个民只局限于读书人和士绅，又如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如爱民如子，他所爱的这个民，也断不会是寻常的民，而是士绅。
其实道理说一千道一万道，无非就是士绅和读书人把握着舆论，掌握着无数的资源，进而通过各种方式，对于官府，对于舆论进行影响罢了。至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民’，懵然无知，不过是刁民、草民罢了，没有人会关注他们，也没有人有兴致去管他们的需求。更悲哀的是，这些人压根也没有什么诉求，因为他们都是‘愚民’，一个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方圆数十里的人，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们的眼界能有多少，那也只有天知道。
而郝风楼做的。就是以民制民，用从前的‘愚民’，开启他们的民智，让他们至少能读书写字，能看懂报纸，多少对外界有了认知。能明白自己的诉求，进而让他们开始懂得什么叫商贸，什么叫工商，让他们晓得世界之辽阔，渐渐的，在这种把自己当作主人翁的错觉中，慢慢的让他们不再仰视着士绅看这个世界。而他们知道，原来你们这些士绅也没什么了不起，唯有如此，这些人才能成为自己的天然盟友。
而对于士绅的不满和反抗，则是坚决的打击，七月十三日，东坪‘民变’，谅山军神机卫第三营第一大队弹压。杀十六人。七月十九日，泸州民变，云南新军弹压，诛七十九人，为首者弃尸，家属统统发配崇明为奴。八月十二日，更为浩大的民变于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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