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不愿纳税的势头，才敢和皇帝“正面交锋”。此时眼看才几天工夫便大势已去，连吏部右侍郎这样的重臣被贬都没人出声声援，他们哪儿还敢继续刚下去？
不就是一年几百两银子吗？老子又不是交不起！
当下，前几日与黄景昉密议抗税的那些人也都提笔上书，大言依律纳税利国利民，自己坚决支持朝廷决定。
又一日后，午门外又公布了二十五名新晋商部大员的名单。
第三天，又是二十五名……
朝臣们眼瞅着实缺一天天减少，心里皆是大急。
“李大人，你说为何是这些人得以高升？”
“这下官也不清楚啊，或是他们自请纳粮的态度更诚恳？”
“那我们再次上表？”
“只有试试了……”
大部分朝臣此时的目光都集中在纳粮之上，陷入了思维定式，却没想到商部这些职位乃是朱琳渼按官员能力分配下去的。当然，你若是继续抗税，这大好前程可就要换给别人了。
这股自愿纳税的风潮很快向南直隶以外的地区蔓延。浙江、广西、福京等地的官员们也开始加入“抢湖南实缺”的行动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些地方官升迁湖南。
随着时间推移，“争抢”进入白热化，有头脑灵活的人开始自请取消免税额度，愿将名下所有产业都依律纳税。
这些人很快上了“表彰榜”，其中一部分如愿获得晋升或是补了缺。
其他人立刻有样学样，每天全国各地的奏疏塞得文渊阁连转身都非常困难，一些内阁属员不得不搬到走廊上办公……
很快，湖南的实缺已派出了一百有余，吏部依照朱琳渼吩咐，开始改为每天公布十个名额。
同时，内阁临时增加了一次全国性的官员考核，由新晋吏部右侍郎曾剑全权负责。
吏部的考核官刚走过了几个州府，便有人传出消息，没有上表自请纳粮的人，所获考评评语可都不怎样。
虽然没人明说这二者之间有联系，但谁愿意冒这个风险？写封奏疏又不费什么力气。
至北伐前夕，绝大多数的官员均已表态愿意交税了，其中至少有一半连那几百上千亩的免税额度都不要了。
朱琳渼听完杨廷麟汇报的各地请纳粮的情况，不禁满意点头，前后才二十来天工夫，便由“众志成城”地抗税变为争先恐后地交税。
他又将一份名单交给杨廷麟，“这些是此次带头抗税之人。只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