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荧光照片并排放着，左边是双皮质素，右边是NeuroD，阳性的区域几乎完全重迭。那些亮着的细胞在黑暗的背景上像一盏一盏灯，沉默地亮着，像是在说：我们一直在这里。
曼因斯坦给汉娜回了邮件：“把数据寄过来。”
三天后，一个快递箱从德国寄到了三博研究所。里面是三个移动硬盘，总容量4TB，装着一个实验室过去五年所有的原始数据。曼因斯坦把硬盘接上电脑，打开第一层文件夹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
杨平走过来，站在他身后。屏幕上是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文件夹列表，最早的日期是五年前。五年的数据，数千次实验，上万张显微照片，数十万个数据点。韦伯把全部原始数据寄了过来，没有任何保留。
“他这是把家底都搬出来了。”杨平说。
“不是搬出来，是交出来。”曼因斯坦说，“他信任我们。”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曼因斯坦自己都觉得有点重。学术圈不是没有信任，但那种信任通常是有限度的。实验室之间可以合作，可以数据共享，可以互相审稿，但很少有人会把全部原始数据，包括那些被判定为“无效”的、被标注为“异常”的、被归档在“废弃”文件夹里的数据，毫无保留地交给另一个实验室。
韦伯不是在做合作，他是在投诚。
曼因斯坦把任务分给了实验室里的五个人，每人负责一个年份的数据。克拉拉负责电生理，汉斯负责行为学，奥古斯特负责组织学，弗里茨负责动物房记录，曼因斯坦自己负责所有数据的整合与交叉验证。每天下午三点，五个人聚在会议室里，每个人用十分钟汇报当天的发现。
很快，克拉拉在她负责的数据里发现了一个被标注为“异常值”的电生理信号。原始记录上写着：“M44，术后第二十周，下肢出现不规则的肌电活动。可能与电极placement有关，建议排除。”克拉拉把那一段原始波形调出来，放大，滤波，和曼因斯坦团队记录的新生电位波形做了对比。几乎一模一样。
“这不是电极placement的问题。”克拉拉说，“这是原细胞激活初期的电生理表现，持续了至少四周，然后被当成噪声清理掉了。”
奥古斯特在组织学照片里发现了一组被标注为“非特异性染色”的免疫组化图像。原始的实验目的是标记某种特定的神经元亚型，但在损伤周边的区域出现了大量散在的、形态不规则的阳性信号。当时的结论是“抗体交叉反应，无生物学意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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