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
杨平走上前，伸出手，韦伯握住，这一次握得比刚才久一些。他用英语说：“杨教授，你的论文我都读过了，幸会，医学界没想到能够出您这样的天才人物。”
杨平看着他：“过奖了，只不过运气好一点。”
韦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中国人总是含蓄谦虚。”
韦伯没有寒暄天气或旅途，之类的客套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杨教授，你的那篇综述，最后一页的猜想，有多大把握？”
杨平看着他：“我现在回答你，你会信吗？”
韦伯又愣了一下，这是他在学术会议上问了无数次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有很大把握”“初步数据支持”“我们正在验证中”——全是套话。从来没有人反问过他“你会信吗”。
“不会！”韦伯老老实实地回答，“所以我带了两个学生来，让他们自己看数据。”
“那就先看数据。”
杨平带着韦伯和他的两个学生直接去了会议室。曼因斯坦已经把所有的数据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好了，从M7到M8到M21到陈建国，从动物到人类，从急性到陈旧到非靶向。桌面上摊着几十张图表和照片，每一张旁边都贴着标注了日期和条件的黄色便签纸。
韦伯坐下来，从第一张开始看。他看得很慢，每一张都要花好几分钟，有时候会拿起放大镜对着显微照片看很久，然后问身边的学生：“你看到这个了吗？”学生凑过去，点头或摇头。韦伯不说话，继续看下一张。
曼因斯坦站在旁边，看着韦伯翻阅那些数据，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十年前，在德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韦伯听完他的报告后当众说：“曼因斯坦博士，你的实验设计很精巧，但你的结论走得太远了。科学不是百米冲刺，是马拉松，跑得太快会摔跤。”
当时曼因斯坦非常反感韦伯，觉得他总是自以为是，他根本不懂天才的自己是怎么想的。
现在韦伯坐在这里，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反感。
两个小时后，韦伯看完了最后一张，陈建国的脑脊液细胞涂片照片。他把放大镜放下，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曼因斯坦。”
“在！”
“你确实有走得快的资本。”
曼因斯坦没有说话。
韦伯转向杨平：“杨教授，你们的数据是干净的。我不能说我完全相信你们的结论，因为‘相信’这个词太重了。我能说的是，你们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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