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没有足够的训练。他们试图用‘旧地图’走‘新地形’，结果就是迷路和事故。”
宋子墨点头：“伯格提供的‘简化版方案’，本质上是把系统医学强行塞进传统药物开发的模具里。但系统调节不是一种药，而是一套方法，一套理论，需要实施者理解复杂系统的基本原理。”
“所以我想建立一个‘系统调节临床实施认证体系’。”杨平清晰地说出这个构想，“不是商业培训，而是公益性的、严格的教育和评估体系。分为几个层级：基础理论认证、专科应用认证、高级动态调整认证。只有通过完整认证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才能获得我们的完整技术方案支持，包括访问我们开发的监测分析平台。”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想法的分量。
“这会是巨大的工作量。”宋子墨终于说，“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考核标准、国际法律差异、持续监督机制……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团队，全职工作三年才能建立雏形。”
“还会涉及利益冲突。”小五务实地说，“如果我们认证某些机构而不认证其他机构，会不会被指责垄断？如果我们收费，会被说商业化；如果不收费，如何维持运营？”
杨平早已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它不能只属于我们。我建议联合曼因斯坦教授、以及声明中其他国际学者，共同发起一个‘国际系统医学转化联盟’，以K疗法的培训为基础进行拓展，作为中立非营利组织运作。认证标准公开透明，培训材料开源共享，实施过程接受第三方监督。至于费用，可以采取分级模式：低收入国家免费，高收入国家收取成本费，盈余用于支持前沿研究和患者援助基金。”
他停顿了一下，看向窗外渐暗的天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系统调节理论能帮助更多人，就必须建立确保它被正确使用的体系。否则，今天有伯格提供简化方案，明天还会有其他人。我们不能每次都在伤害发生后补救，而要在伤害发生前设防。”
“第三条线呢？”唐顺问，他一直在做记录。
杨平在第三条线上写下两个字：沟通。
“科学家需要学会与公众对话。”他说得缓慢，每个字都有重量，“系统调节理论对普通人来说太抽象，这给了投机者曲解的空间。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向患者、向公众、向政策制定者解释，做出持续的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