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个体性，但同时有共性，通过更精细的分层和更智能的预测模型。传统医学倾向于将患者分类为有限的几种类型，但系统思维要求我们承认多样性，同时寻找共性模式。”
他展示了一个正在开发的患者分层系统：基于多组学数据（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和临床表型，将患者划分为数百种亚型。每种亚型有特定的系统失衡模式，对应着不同的调节策略。
“这听起来工作量巨大。”李教授说。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杨平切换画面，显示一个机器学习平台的界面，“我们正在训练模型，从海量数据中识别模式，预测干预效果。这不是要取代医生的判断，而是提供更强大的决策支持。”
座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实践，从技术挑战到伦理考量。杨平和团队一一回应，不回避困难，也不夸大成就。
最后，卡尔森教授说：“杨教授，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您决定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这在诺奖历史上很少见。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杨平身上。
杨平思考片刻，缓缓开口：“这不是对诺贝尔奖的不尊重，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太尊重它所代表的精神，对科学探索的认可。而这种探索，在我理解中，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临床一线，发生在与团队和患者的日常互动中。”
他看着窗外的研究所庭院，几个年轻研究员正边走边讨论，手势激动。
“如果我去斯德哥尔摩，我会站在聚光灯下，发表演讲，接受祝贺。这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与此同时，这里的会议会缺少我的参与，乐乐的治疗方案设计会延迟，年轻研究员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答。对我来说，诺贝尔奖最大的价值，是它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科学探索。而我自己最好的贡献，就是继续探索本身。”
卡尔森教授沉默良久，然后站起身，向杨平伸出手：“谢谢您的坦诚。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真实体现。”
考察团离开后，研究所恢复了平静。但变化已经在无形中发生。
楚晓晓找到杨平：“教授，今天和委员会专家交流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关于那个菌株代谢物的研究，或许我们可以探索它在调节自身免疫中的应用，而不仅仅是增强疫苗。”
“说来听听。”杨平鼓励道。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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