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过程严谨得像在拆弹。
“很好。”宋子墨点头，“但漏了一步。”
格里芬愣住了，仔细回想。
“你没有向模拟患者解释即将发生什么。”宋子墨说，“即使患者已经签了知情同意书，即使在治疗前最后一分钟，医生仍有义务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他：接下来你会感觉到什么，可能发生什么，如果发生异常该怎么做。这不是流程，这是医者的本分。”
教室里一片寂静，这个细节，在厚厚的操作手册里，只用一行字带过。但宋子墨把它提到了和核对批号同等重要的位置。
“治疗可以标准化，但关怀不能。”宋子墨看着台下的学员，“你们将来回到自己的国家，面对的可能是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患者。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对未知的恐惧，对生存的渴望。你们手上的这瓶药，承载的就是这份渴望。所以，永远多解释一句，永远多看一眼，永远多问一声‘你感觉怎么样’。”
课程继续进行。宋子墨展示了如何处理常见的免疫反应：发热用哪种退热药，肌肉酸痛到什么程度需要干预，出现皮疹如何区分是药物反应还是其他问题。每个处理方案都有数据支撑，来自全球已治疗病例的真实世界数据。
“副作用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副作用准备不足。”宋子墨说，“我们现在已经能把严重免疫反应的发生率控制在3%以下，把需要重症监护的比率控制在0.1%以下。但这些数字的前提是：早期发现，规范处理。”
课间休息时，黄佳才悄然出现在教室后门。他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看到宋子墨被学员围住，耐心回答每一个问题；看到有学员在做笔记，把宋子墨说的“永远多解释一句”写在手册扉页；看到几位中国老医生在低声交流，不时点头。
他转身离开，脚步很轻，走廊的墙上，挂着学员们的照片和简介：来自德国的汉斯、美国的格里芬、印度的拉吉夫、巴西的卡洛斯、日本的田中……每一张照片背后，都可能在未来几年，影响成百上千患者的命运。
……
凌晨一点，三博研究所主实验室。
杨平没有在分析数据，也没有写论文，而是在观察培养箱里的一组细胞。这是今天刚从魔都某医院快递来的特殊样本——一位胰腺癌患者的肿瘤细胞，这种癌症被称为“癌王”，预后极差，对现有治疗几乎全部耐药。
样本附带的病历显示，患者已经尝试了所有标准方案，肿瘤仍在进展。家属辗转联系到三博，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