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施耐德点头，“比如，佐藤在申请时可以承诺将生产成本降低30%，我们就公开支持这个方案；我们承诺在欧洲建立六个区域培训中心，你们就表态愿意采用统一培训标准。这样，锐行就很难用一家来压另一家。”
“但这样我们还是竞争对手。”汤普森皱眉。
“在最终的合作资格上是，但在创建合作框架时我们可以是盟友。”施耐德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联合向锐行施压，要求更合理的商业条款。普惠框架可以接受，但授权费用比例、数据所有权、区域排他性保护期……这些都需要谈判空间，先生们，我们争取合作是志在必得，但是尽可能争取一些有利的条款。”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代表们各自思考。
“我同意这个思路。”英国代表第一次开口，“但我们需要一个更具体的协议。比如，如果一家公司获得某区域授权，在其他公司进入相邻市场时提供必要的渠道支持。又比如，在技术培训和质控标准上，我们建立共享机制。”
“这需要法律文件。”另一个代表提醒。
“先达成君子协议，等合作资格确定后再细化。”施耐德说，“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时间。锐行下周就要开始接受正式申请，评估期只有三个月。我们必须在这三个月内，向黄佳才证明三件事：第一，与我们合作是最有效率的选择；第二，如果我们联合，也有能力给锐行制造麻烦。第三，如果选择与那些中小企业合作或者让BG旗下的巨头独吞，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制造麻烦？”杜邦挑眉。
施耐德压低声音：“我收到消息，欧洲医药局内部有声音对普惠框架的‘数据共享’条款不满，认为这可能导致欧洲患者数据流向中国，如果我们在欧洲议会推动相关听证会……”
“这太危险了。”一位代表立即反对，“这会把商业谈判上升为地缘政治对抗，可能适得其反。”
“只是备用方案。”施耐德说，“前提是黄佳才完全不给我们合理的商业空间。但现在看，他比我们想象的更精明，也更固执，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对手。”
汤普森突然笑了：“先生们，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框架？为什么不能联合开发替代技术？”
房间里再次安静，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想过，但没人敢轻易再次说出口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可以用开发替代方案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不是真的这么做，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