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我参与这次重要的讨论，我很感谢，我们对乐乐的治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这次沟通比预想的还要艰难。
当杨平逐步呈现观察证据时，乔女士的反应异常激烈：“你们这是在暗示我害我儿子？赵主任，乐乐在附一两年，您最了解我们，我是那种人吗？”
赵主任沉默了几秒，才缓缓开口：“乔女士，这两年里，我亲眼看到您为乐乐付出的一切。没有一个母亲会故意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过度的爱和焦虑，加上过去的创伤，可能会让人的行为出现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变化。”他翻开乐乐在附一的病历，“您记得吗？去年三月，乐乐在附一住院时，有三次呕吐发作后，我们常规检查了胃内容物，当时没有做毒物筛查，如果那时候我们想得更广一些……”
他没有说完，但话中的意味让乔女士僵住了。
陈教授适时接话，从心理创伤的角度分析了乔女士童年经历与当前行为可能的关联。当谈到她八岁起照顾癌症母亲的经历时，乔女士的防御终于开始瓦解。
“有时候……我觉得只有乐乐生病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感觉到被需要……”她泣不成声，“在附一的那两年，每次医生们围着他讨论病情，每次护士对我说‘您真是个伟大的母亲’，我都觉得那是我唯一的价值。”
赵主任的眼眶有些发红，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这个病例会如此棘手，这位母亲需要的不仅是孩子的治疗，更是她自己内心创伤的治疗。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而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沟通结束后，支持小组立即启动了干预方案。由于赵主任的参与，父亲对方案的接受度更高了，他信任这位跟进了两年的老专家。方案延续了杨平的设计：乐乐暂时由父亲一方照顾，乔女士开始系统心理治疗，家庭治疗同步进行。
但在法律和伦理审查环节，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附一作为前期诊疗机构，是否需要为未能更早发现问题承担一定责任？乐乐在附一期间是否有过本可发现的伤害行为？
杨平提议召开两院联合伦理会议，会议上他坚持了一个观点：“医学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两年前，在缺乏明确指征的情况下，任何医院都不可能对一位尽心尽力的母亲进行毒物筛查或监控观察。附一团队做了符合当时认知水平的规范诊疗。我们现在能发现问题，是因为站在了附一两年扎实工作的肩膀上，并且采用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协作模式。”
最终，两院伦理委员会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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