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干政，藩镇割据也是一大“毒瘤”。
会昌三年（843），潞州（今山西长治）传来异动。就在唐武宗集中精力对付仇士良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了。
刘从谏是前任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的儿子，早年随父起兵斩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后来刘悟得朝廷嘉奖，当上昭义军节度使后，他又帮乃父经营藩镇，并在刘悟去世后，效仿成德、魏博、幽州军镇的世袭制度，自领留后，自掌兵权。刘从谏向来与宰相王涯交好，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前半生忠于朝廷。但自从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将王涯列入郑注、李训一党杀害后，他便彻底与朝廷为敌，临终前还特地嘱咐侄子刘稹继承昭义军祖业。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自立为新任昭义军节度使，并派人前去长安求唐武宗派御医。同时逼令监军宦官崔士康向朝廷奏报刘从谏病重，要求朝廷准许他自领留后，管理藩镇的日常事务。由于刘稹使用的这一套“方案”，刘从谏当年自领昭义军节度使时也用过，因此，朝廷很快意识到昭义军镇有变。
唐武宗当政时期，藩镇节度使但凡有独立之心的，基本都已独立。像刘稹这种铁了心要割据一方的，只要唐朝皇帝点头，一切都水到渠成。可这回唐武宗想硬气一把。
接到朝廷的奏报后，唐武宗假装不知刘氏家族的别有用心，先派宦官解朝政带着御医前去问疾，过几日再就刘稹升职加薪一事给昭义军发圣旨：“（朕）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洛阳）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这下，可把刘稹整不会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谋反之心，只不过想借伯父刘从谏之死尽快完成昭义军节度使一职的内部传承。他也料定唐武宗会像中晚唐其他文弱的皇帝一样，只是派宦官过来走走流程、意思意思，就承认了既定事实。可他却没想到，唐武宗这回做了两手准备。
解朝政还在路上，唐武宗又派了一路特使直赴潞州。到了地方，特使当着军中将士的面，宣读唐武宗圣旨，要求刘氏众人随刘稹入京觐见。刘稹尴尬极了，他不敢“受敕命”，又不知如何圆谎，便只能将特使晾在营外。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对于刘稹而言，拥兵自立反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问题又抛回给了唐武宗。说实话，要不要围剿刘稹，他也没有主意。此时，他手中仅有一支稍微听话点的神策军。一旦与昭义军开战受挫，不仅会让他丧失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威信，更有可能引发其他自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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