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行为都符合当地法律和国际商业准则。”
她顿了顿：“但这是个信号。你的基金理念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他们不会轻易罢休。”
叶归根在沙发上坐下，揉了揉太阳穴。飞机上的疲惫此刻涌上来，混合着时差的眩晕感。
“在非洲，我看到了姑姑们建立的奇迹。”
他说，“但也看到了背后的代价——无数次的谈判，妥协，甚至冲突。我当时想，回到伦敦会简单些，毕竟这里是成熟的商业社会。”
伊丽莎白在他身边坐下：“伦敦更复杂。在非洲，敌人明刀明枪。在这里，敌人穿着西装，说着礼貌的英语，在会议室里给你设陷阱。”
她握住他的手：“但你不用一个人面对。我们有卡文迪许银行，有你父亲的支持，有你姑姑们在非洲的影响力。这是一盘很大的棋，而你现在是棋盘上重要的棋子。”
叶归根看着她。这个总是冷静、理智、掌控一切的女人，此刻眼里有一种罕见的温柔。
“你为什么帮我？”他问，“不只是因为商业合作，对吗？”
伊丽莎白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圈子里，大多数人要么虚伪地谈理想，要么赤裸地逐利。你是少数真的相信理想，又懂得如何实现它的人。”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我父亲常说我像他——聪明，但冷酷。我知道怎么计算利益，怎么操纵人心，怎么赢得游戏。但有时候我会想，赢了游戏之后呢？留下什么？”
她转过身，灰绿色的眼睛在伦敦的晨光中显得格外清澈：
“你的基金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赢，但同时也让世界变得好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远处传来伦敦城的喧嚣——汽车鸣笛，警笛呼啸，大本钟敲响十点的钟声。
“接下来要做什么？”叶归根问。
“接下来，”伊丽莎白回到办公桌前：
“我们要开第一次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卡文迪许银行、兄弟集团的代表都会参加。我们要正式批准第一批项目投资。”
她递过来一份名单：“你的东非之行很有收获。杨大总理发来了五个优先项目，都是既有社会价值又有商业潜力的好项目。我们要选出一到两个，作为基金在东非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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