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黑斯廷斯爵士造访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自然哲学家协会在莫斯科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这个协会的会员有大法官、检察官和莫斯科各个衙门的头面人物等等，总之，是一些从来不研究自然哲学，也不研究非自然哲学的人。
黑斯廷斯是英国国王任命的外交官，沙皇又曾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下令免收材料费和证书费，他的声望自然传进了这班人的耳朵。他们知道这位英国骑士是欧洲电磁学界的科学领袖，在伦敦时常出入奥尔马克俱乐部，在巴黎受到过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接待，先后被皇家学会、巴黎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表彰过，因此决心不让自己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出乖露丑。
时至今日，我们对待欧洲人和欧洲，仍像外省人对待帝京的居民一样，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把每一处差异当作缺陷，为自己的特点脸红，尽力掩饰，以致总是低声下气，模仿别人。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给唬住了，俄国人还没有从彼得大帝的嘲笑、比龙的侮辱、德裔官僚和法国教师的蔑视下解放出来。
西方人议论我们心口不一，奸诈阴险，把我们的面子观念和自我吹嘘当作了存心欺骗。在我们这里，同一个人可以有两副面孔：既准备与自由派握手言欢，也乐意充当最正统的保王党人。这不是什么别有用心，只是出于恭敬，为了讨好别人。在我们的颅骨上，取悦于人的结节特别发达。
在莫斯科大学中，对黑斯廷斯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从门口到自然哲学协会的礼堂，到处都设下了埋伏：这儿是校长，那儿是系主任，这儿是初出茅庐的教授，那儿是由于即将退休、因而讲话慢条斯理的老专家，每个人都用拉丁语、德语、法语向他祝贺，而这一切都是在号称走廊的可怕隧道中进行的。在这里哪怕停留一分钟也非感冒一个月不可。
黑斯廷斯对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听，对每句话都得答复。我当初就曾警告过他不要重蹈洪堡的覆辙，但他显然没有把我的话当真。因此，当我听到他对我抱怨起这桩遭遇的时候，我笑了，笑得既无奈又糟心。
黑斯廷斯走进学校礼堂，刚刚坐下，寻思着自己总算能得一刻安宁了。
然而，他的屁股刚刚落下，便又得起立了。
因为莫斯科大学的谢尔盖·戈利岑学监认为有必要用俄语发布一份措辞简短有力的命令，来表彰这位著名科学家的丰功伟绩。接着，文学教授“军官”谢尔盖·格林卡又操起他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时的嗓音，用嘶哑低沉的声调朗诵自己的大作，它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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