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听到这话，只是玩味道：“亚瑟，这可不是什么吉利话。你难道已经做好准备被钉上十字架了吗？”
语罢，他还端起了自己板正的单片镜，一本正经的掏出那本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马可福音》念道。
“当耶稣被带往审判时，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主钉十字架时，环境极其恶劣，唯有她跟耶稣到十字架下，看主受苦、断气、埋葬。
足见她有纯正的信仰与跟主到底的心志，故勇敢地在敌人面前与主亲近。主会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亚瑟并没有理会阿加雷斯的恐吓，自从利物浦案发生后，他只是认清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既然已经处于这个局中了，如果没有能力掀开棋盘，那最起码也要想办法和棋盘融为一体。
只有让那群人发现，棋盘缺了一角就没法对弈，那他才用不着隔三差五的被动性抢占伦敦大小报纸的新闻标题。
虽然这些事做起来很不体面也很危险，但是最起码能给自己寻觅到一个明明白白的死因。
而与亚瑟的积极筹备相对应的，则是不少不列颠的政府官员的蔑视态度。
在妓院里布局这一点，他没有同任何人打过商量。
因为内务部的官员们都说，他们很难想象正在与妓女鬼混的军官，会突然说起榴弹炮的口径、速度。沉湎于床第之欢的外交官，岂会冷不丁的透露秘密协议的有关条款。
或者说，正因为绅士们认为这是一项低效工作，所有人都不屑去做，大部分人依然坚持着君子应当互不交换私信，搞这些东西的最终结果无外乎遭到公众的唾弃，所以情报工作的重任才能落到像是亚瑟这样的约克猪倌手里。
一如富歇在法兰西的发迹，又如目前正在外交部主管情报工作的施耐德先生，19世纪这些主管情报的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出身低贱，起点很低。
作为对利物浦案的报复，亚瑟目前的最大心愿无外乎两个，他想要搞明白辉格党和托利党到底在唱什么戏。
虽然报纸上好像已经把两党的基本诉求说的清清楚楚了，但是就利物浦案看来，他们党内的声音似乎并不统一。
而在霍乱肆虐的1832年，再微小的矛盾都会被疾病带来的恐惧和怀疑情绪放大。
即便亚瑟已经向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婉的提出了他的建议，但是以不列颠的传统，恐怕只有等到夏季、那个霍乱病毒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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