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举例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太史公自序》）。没有军队国家就不会强大，不施仁政国家就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就是因为具有了这两个条件而国家兴旺，而夏桀、商纣王、秦二世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在政治上丧失人心。无兵不强，兵是力量的象征。但仅有兵还不够，国家昌盛还需要德政，德政是兵强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百战奇法·生战》指出：“若以顺讨逆，以直伐曲，以贤击愚，皆无疑也”，“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禁塞》）。理由是“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三略·下略》）。正义战争一方对付非正义战争一方而言，就如同用决开的江河之水去淹灭微弱的火把，在深渊的岸边推落一个摇摇欲坠的人，其力量是强大的，胜利是必然的。
战争的本质之所以是“政胜”而不是“兵胜”、“武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卷四·公孙丑车句下》）。
因此，治政比治军更为重要。所以提出“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筹海图编》）。当然，“政胜”并不排斥“兵胜”，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辨证统一的，并不矛盾。“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吕氏春秋·卷十五·审大览·不广》）。
（二）师克在和不在众
古人非常强调“和众”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制胜的重要因素，指出“师克在和不在众。”（《左传·桓公十一年》），强调“凡胜，三军一人胜”（《司马法·严位第四》）。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和众”，作为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上下不和、左右不能协调，虽有规模之众，也难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而凡是夺取胜利的战争，三军必须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互支援，密切协同，否则“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第二》）。
打仗，需要天时、地理、人和，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都是制胜的重要因素，但“人和”是最重要的条件。“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孙膑兵法·月战》）。强调在诸多制胜因素中，没有什么比人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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