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韩建交”这个命题，许多“新人”的经验就发挥了作用。中方的态度、韩方的态度、朝鲜的态度和应对、台湾的态度和应对、美国的态度、日本和东盟等地缘国家的态度都要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做出能否建交成功的判断，再对时间和条件做出分析。
任何的大型托拉斯企业都是非常需要这种大裁量的背景分析的，商业决策要建立在政治、外交和经济决策之上，同样是在委内瑞拉投资有的公司判断认为查韦斯会搞国有化，利索的退出来就能减少数以十亿计的损失，判断错了的正好相反。
一进一出，无声无息的损失比一群非洲国家的国库存银还多。
戴维洛克菲勒发起的三边委员会，美孚、花旗和IBM等企业重点参与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搞钱权交易的那一套之前，同样需要收罗一群符合精英身份的智囊角色——克林顿、切尼、老布什、赖斯、基辛格、鲍威尔之流的人物在成为超强的政治人物之前其实在以幕僚和食客的身份证明自己。
从这方面理解，美国政治生态就像是中国的春秋战国。
此时的大华实业战略事业部，虽然收罗了一些“门客”，但在最终的决策方面并不依赖他们。只是要求事业部内的成员都要阅读“门客”们撰写的文件。
苏城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也是阅读这些水平参差不齐的背景文件。
有的文件，他阅读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文件看看标题就丢过。出于判断局势的需要苏城不允许杨明等秘书室成员筛选战略事业部的文件，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工作量就加了上来。
读了半天的文件，苏城才宣布召开第二次会议。
上一次的会议，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参与到中韩经贸合作中去。至于参与到什么程度，选择什么方向，就成了第二次会议的议题。
杨明将会议室安排在了董事楼的楼顶。
董事楼高三层，正面是一片嫩绿色的竹林，背后是一片高大的栾树，遮出好大一片阴凉。
张超、钟志根、陈祖年、秦世维、刘秋、李琳等人都列席左右。
带有政治目标的经济合作，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容易的，只看自己处在哪个方向。中国在1990年进行的对外经济合作就非常艰难。一边要为打破国外封锁制造突破口，一边要为亚运会添砖加瓦，不管是负责出口的公司还是负责进口的公司，日子都过的很不
但在面对中韩建交的问题上，中国是握有主动权的。大华实业借此机会加入经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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