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债的论战。也许能挽救一些有心人。至于泥足深陷者，就不是他所能影响的了。
3月刚过，天气乍暖还凉。
祁蒙等人风尘仆仆的回到了京城。连续走访了三个月之后，十数只调研组完成了摸底工作，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开始汇报工作，汇集结论。
这一汇集，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情况之严重，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每个人都调研一个省到两个省，分别到下面的区县地区。以及国营大厂深入调查，得出的报告也是本地区的。在信息没那么通畅的情况下，互相之间也不好通消息，因此，调研组即使得到了糟糕的结论。也会私下里安慰，我们调研的地区可能是最严重的。
如今。大家的报告都出笼了，简单的互相印证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我们调研的地方，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或者说，每个地方的问题都是极严重的。
刚出差回来的人，本想报告一番就回去洗澡睡觉。可是把各地的数据一看，主任就发话了：“得，都别休息了，开会吧。”
连续两天，开了三场会。头天还是体改委的人，接着就包括了国务院和发改委，然后又增加了相关的部委。
信息很快报告到了上面，会议的规格也越开越高，时间越开越长，最后上了常委会。
这个时候，媒体间的讨论还在继续，参与的人数看似没有减少，但参与者的级别却降了一个层级。
先前还发表署名文章的外贸部、政策研究所、国务院的同志，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是论点正确的人，也不再出言了。
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论战已然尘埃落定，剩下的是如何处理实际情况了。这个时候，反对者不敢说话，赞成者也不想被卷入其中——若是被派遣治理三角债，说不定会好事变坏事。这可是火山口上的买卖。
中央的调子减弱了，并未立刻传导到地方上。
只有少数对政策敏感且熟悉高层动向的有心人，才能通过报纸上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查探到了上层动向。
这里面，自然不包括周市长和他的亲信童大林。
他们两个人，都是从运动年代走过来的“年轻干部”。在革委会的时候，就擅长以粗糙的手段战胜高明的战术。经过十多年的训练，两人如今手法已经政治许多，但仍不免用力过度。
周市长早些天就赤膊上阵，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文章，童大林更不用说，借了一屋子的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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