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中原。
崇祯末年，大明历经两百七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大地主靠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的方式来避税，自耕农和小地主则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再加上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能为朝廷提供赋税的自耕农就越来越少。
这时国家却因为满清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加税，而在商税与农税之间，东林自然为江南说话，朝中西北的官员少，自然争不过东林，使朝廷无法开源，只能再加征农税。
明朝的情况，就成了一边是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另一边税赋越来越重，其结果就是仅存的自耕农也因为负担越来越大，纷纷破产成为流民，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乃至社会崩坏。
这是王彦从崇祯年间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礼道：“陛下，眼下的情况，在加农税，无疑重蹈覆辙，臣以为商税改革势在必行！”
王彦说完，新入阁的顾元镜，便反对道：“陛下，大明二百七十年来，商税历来如此，祖宗之法，不可改，眼下加收商税，只能是与民夺利，失去民心。”
王彦入之粤后，顾元镜被边'缘化，实权基本落入苏观生手中，本来已经失势，但他在广州保卫战时，站在了拥唐派一边，加之朝廷现象官员奇缺，他因此得以入阁掌权。
顾元镜在广东为官多年，与广南商贾士绅有密切的联系，自然反对加税之举。
这近一个月来，王彦已经摸清了广州成内商业的情报，联络了一批商人，使他改革的思路日渐清晰起来。
江南士绅与东林党的短视，结果使得江南被清兵蹂躏，经济民生凋敝，少交了十多年的税，但最后不仅什么便宜没站到，反而家产被清兵抢了个精光。
开明的商贾和士绅对此肯定必须反思，从新寻找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王彦便准备乘虚而入，他虽然主张加税，但本质却是为了商业更为长久良性的发展。
在他的改革之下，开明的商人和士绅自然会集结到他的身后，但那些一心只顾自身利益，贪得无厌，不想为朝廷出一分力的奸商劣绅，也要被无情的铲除。
顾元镜说完，王彦从官袍之中，拿出一本奏折出来，呈给隆武帝道：“陛下，这是天地会密探抄录的清廷江南总督逆贼洪承畴，写给虏首多尔衮的一份建议平定天下的奏报，其中有一条，令臣大为恐惧，洪逆建议虏酋，削除大明宗室禄田，将大明宗藩的土地，赐给耕种之民，以此来收拢民心。此前北虏已有减轻赋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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