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比如像降将耿忠明、尚可喜、耿精忠那样对百姓的烧杀抢掠——刘招孙越发意识到，大齐必须尽快由战时体制，转变为和平治理模式，换句话说，就是要暂停狂飙突进，多用政治怀柔手段（最重要的是经济手段），来消化这两年来获得的惊人战果。
这也是大齐天命所归（统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太上皇很清楚，无论齐军如何骁勇善战，无论他的兵团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战绩，诛灭多少敌国，军事，始终只是为政治服务。
只有藏在鞘中的刀，才是让人害怕的刀。
整天挥刀弄枪，逮谁灭谁，注定不能长久。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总之，广德元年，在齐军占据江南，即将平定天下前夕，改革，再次被齐国统治者提上日程。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一日也不能再往后拖延。
鉴于前几次改革的惨痛教训，太上皇这次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将变法大业交给了刘堪和他的八位阁臣，由赋权小皇帝和内阁阁臣们商议进行。
广德元年这次改革，仅限于二省：浙江、江苏。
以二省作为先行试点，成功之后再考虑推向南方九省。
变法的内容没什么新意，大致遵守张居正变法那些东西：禁止空谈、毁天下书院、考成法、清丈亩等。
当然，根据大齐国情，势必会加入军队近代化训练、学堂制、科举制度改革、对外贸易、海权至上、重商主义等内容。
张居正死后，新法很快人亡政息，大明最终只是回光返照，不过在刘堪这里，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他有的是机会将自己的改革，贯彻执行更长时间。
新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武定元年到太初三年的苛政进行调整，也就是俗称的拨乱反正（开历史倒车），先前在河南、辽东各地执行的过于激进的废除私产、平均地权等乌托邦方略，也会得到一定调整——如果不调整，根本无法在江南推行。
从这个角度上说，太上皇的用意也很明显，就是要把这个给帝国战车松绑的机会，交给广德皇帝刘堪，让儿子在掌权之前，就在朝野上下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收获更多民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父亲的美好愿望，新法最终会变成怎样，现在谁也不知道。
历史上所有改革，无非是重新分配蛋糕，重新打造利益分配体系，听起来很容易，然而真正改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改革者但凡触碰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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