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暴乱，重光汉室，最终便定鼎于此，建立东汉。自此，大汉的国祚在洛阳稳稳当当地延续了二百余年，这里也成为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中心，积累了无与伦比的荣耀与底蕴。虽然后来历经黄巾烽火、董卓乱政、军阀割据的连番厮杀，洛阳古城宫阙残破，繁华一度凋零，但及至三国归一，天下重归一家，此地虽不再作为帝国唯一的首都，却被定为“皇家附都”，在曲州许昌郡内，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半独立的特殊地位。
而当世之人，之所以仍习惯性地将洛阳尊称为“附都”，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历史遗泽，更在于这里是刘氏皇族宗亲最集中、最庞大的荟萃聚集之地！
话说五十年前，那场决定天下命运的秦汉大战终于落下帷幕，开创“神武之治”的神武帝刘谌，在鼎定乾坤、梳理山河之际，深恐前朝旧事重演，担忧皇亲贵胄坐拥封地、拥兵自重，最终酿成尾大不掉、祸乱天下的局面。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做出了一个极其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借大胜之威，将绝大部分没有特殊功勋或不再直接参与核心军政的刘氏宗亲，及其庞大的家族分支，整体迁移安置到了这座历史悠久的“附都”洛阳。并且，以一种近乎“祖宗家法”的口头方式，定下了“封王不封地、推恩令代代分割递减”的不成文规矩。此举，既给予了宗室体面尊荣的安置，又从根本上削弱了单个宗亲可能掌握的实质土地与兵力，堪称一举两得。
及至当今天子刘彦登基，这位志向高远、意图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王，在神武帝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少府赵于渊呕心沥血编纂的《未央典》中关于“强干弱枝”的诸多论述，颁布了更为系统严密的诏命：今后封爵，原则上“封侯不封地”，即便有特例封地，也严格限制其规模与自治权；对有军功政绩者，主要赏赐金银财帛、奴婢宅邸，而非轻易赐予土地人口。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将帝国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最重要的资源——人口，最大程度地收拢、掌控在中央朝廷的手中。
可以说，神武帝以高超的政治手腕约束了皇室宗亲的潜在威胁，而刘彦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约束范围扩大到所有世家大族，将帝王权力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新阶段。
正因如此，在神武帝之后，除了极少数因特殊功勋被特许世袭罔替、保留小型封地的刘氏宗亲（且其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帝国境内绝大多数刘氏宗亲，无论血缘远近、爵位高低，其家族的核心成员和主要活动范围，都被“圈”在了这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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