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蒂完全匹配，进一步确认了白色面包车就是作案工具。”
杨林在废弃车厢的底部，发现了一张被风吹来的快递单，快递单上的收件地址是城东货运火车站三号仓库，收件人姓名模糊不清，仅能辨认出“李”姓，寄件人地址是市局物流园。“快递单的邮寄时间是1月10日，距离案发仅7天，收件人很可能就是死者！”杨林立刻将快递单送去技术科，“通过快递单上的条形码，应该能查询到完整的收件人和寄件人信息。”
然而，技术科反馈的信息却让侦查陷入僵局：快递单的条形码因磨损无法识别，寄件人信息也未在物流系统中备案，属于匿名邮寄。“这说明寄件人有意隐瞒身份，可能与案件有关。”陆川分析道，“死者可能是为了取这个快递才来三号仓库的，而作案人员提前得知了这个信息，在仓库内埋伏等待。”
此时，负责排查周边居民的队员传来消息：火车站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老板反映，1月14日晚上11点左右，曾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收购站门口，车上下来一个身高约175厘米、穿黑色羽绒服的男子，询问“有没有收过铁路上的旧东西”，老板说没有后，男子就开车离开了。“男子的体貌特征与足迹推测的体重、身高基本吻合，他询问铁路旧东西，可能是在确认死者是否将‘贵重物品’卖给了废品站。”
“将废品收购站老板带到支队，进行模拟画像。”陆川立即下达指令，“同时，扩大DNA比对范围，不仅排查有前科人员，还要排查铁路系统的离职人员和市局物流园的从业人员。杨林，你带着现场提取的足迹模型和指纹样本，去周边的建筑工地和物流企业进行走访，重点排查穿43码鞋子、有内八字行走习惯的男性员工。”
当天下午，模拟画像初步完成：作案人员为男性，年龄约35-45岁，面部较宽，下巴有一道浅疤，身高173-178厘米，体重75-80公斤，穿黑色羽绒服和深色裤子。杨林带着画像和足迹模型，走访了城东地区的12家建筑工地和8家物流企业，但均未发现符合条件的人员。“这些企业的员工工装纤维多为聚酯纤维，与现场提取的羊毛纤维不符，可能作案人员不在这些企业工作。”杨林向陆川汇报。
“那我们换个思路，从铁路系统入手。”陆川拿出金属纽扣的照片，“这枚‘铁路快运’纽扣，经铁路部门确认，是2010年之前铁路货运员工的制式纽扣，2010年后就更换了款式。我们排查2010年以来从铁路货运系统离职，且目前从事物流、建筑或废品回收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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