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而知当黄伯超此人在巴陵县城内开办这所商院的时候，是引起了多少人的愤怒了！
裕大昌商院挂牌不过三天，就被一群读书人堵了门，牌匾被砸不说，院子里的花盆、树木、桌椅什么的也被毁坏得一塌糊涂。甚至到了当天晚上，还有人往商院的大门上泼粪，可见怨念之深。
大顺朝廷的岳阳知府、巴陵县令虽然都是同情新学的官员（不然也不会被派到这个堪称锁钥之地的湖南门户了），但他们作为一县乃至一府的主官，自然要考虑到地方上的舆情，以及大量事务需要靠传统士绅来帮助，因此无法以行政手段很明显地保护黄伯超开办的商院的安全。他们只能和稀泥，尽量让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处，不至于让裕大昌商院被祸害得太厉害——没办法，即便在大顺这种相对开明的地方，绝大多数百姓仍然是守旧的、保守的，尤其是在精英分子阶层中，守旧分子的比例只会更高，这没别的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靠坚持文化改良运动，慢慢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
但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之前，毫无疑问，黄伯超和裕大昌商院本身都将背负很多人异样的目光，成为很多人鄙视和唾弃的对象。但黄伯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出生在南昌的他在青年时间被大哥赶出家门，然后带着仅有的一点浮财到湖广来投奔舅父，最终依靠批发棉布生意慢慢发家，成了湖广一带举足轻重的大商人，裕大昌布行也成了长沙、衡阳、巴陵、武昌等地响当当的字号，生意极为兴隆。
而在赚了许多钱之后，黄伯超现在有了更多的追求，即帮助这个社会培养更多的商学人才，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让商学成为显学之一，进而通过商业的发达来倒逼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他持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但多集中在钱庄、票号行业，那些商人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之后，反倒希望投资实业，兴建生产各类物资的工场或作坊，与后世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
究其原因，大概与这会流行在大顺境内的一些思潮有关。这些思潮很复杂，来源也很多样，其中既有东岸知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促成，也有本地商人集团在政府更多的钱粮、物资的要求下刺激而成，当然更少不了觉醒后本地精英分子们的自发努力——他们对满清这种异族政权固然很布满，对经常居高临下带着一股优越感、指点感和施舍感的东岸人同样不是十分满意，因此知耻而后勇，努力奋发自强。
按照这些人的言论来说便是：“商学如果大兴，不但两湖川赣可以光固，亦可为吾同胞昌千古未有之盛业也。”只可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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