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月光，也洒在了大宋潼川路恭州府城内一座宽大的院子里。
与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心情愉悦的忽必烈不同，坐在院中石凳上的新任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连水都喝不下。
他是被朝廷抓丁，派过来接手赵彦呐的烂摊子的。
谁都知道，川峡四路制置使不好当，基本上这四路已经全是蒙古人的天下，大宋倒像是外来的人一般，没有立足之地，富庶的成都平原已经被蒙古人烧成了瓦砾，千里无人烟，逃亡外地的难民沿着几条官道络绎不绝，就连制置使司的衙门，也不得不暂时在川东的恭州府安身。
陈隆之是文官，却通军事，这些年在淮河一带做官，与山东红袄军交情非浅，以此为背景，在同金国的纠缠中立有功勋，被朝廷大佬们判了个“知兵”的定论。
若是平时，这个定论于文臣来说是好事，意味着可以做一方封疆大吏，但搁在现在，却是要了人老命的绝论。
大宋武将好找，知兵的文臣却难寻，现在到处都是烽火，到处都缺人才，犹以四川最甚，局势最为危急，于是很自然的，陈隆之就被顺理成章的派过来了。
要说打仗，陈隆之其实并不怕。他在两淮不是没打过仗，红袄军左右摇摆，一会偏宋一会靠金，甚至有时还跟蒙古人眉来眼去，要在那里做出成绩，光是靠嘴皮子是不行的。
所以陈隆之是员儒将，他心思缜密，脑子灵活，擅长于绝境中寻生路，胆子也挺大，听说当年金国围城，他亲自仗剑上城墙，跟大兵们一起浴血奋战，手刃数人。
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故而并不是怕死，而是怕渎职。
文人有傲骨，陈隆之这根傲骨特别的突出。
他觉得，既然来了，如果跟赵彦呐一样灰溜溜的走，那就是丢脸至极、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奇耻大辱。
过来这边的路上，他就提前召集四川制置使司的人员在路上开会，听取汇报，分析形势，了解自己将要面临的，是种什么样的局面。
结果很悲哀，他越听越心越凉，越听心越慌。
偌大的四川，除了川东夔州路一带还有两三万成建制的人马守着夔门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靠各地州府官员召集败卒残兵，各守各地，听天由命，这些官员大多遣散了家属，以必死的心哀兵的姿态困守孤城，蒙古人不去则罢，去了破城就是个死。
至于那些被蒙古人破城的地方，已经如无主之地一般无人管了。
而夔州路的两三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