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如许多的限制，程晋州抄写的就更慢了，常常是一本乡试录仅用得上十分之一，不时的还要派人去问问族里的教师。侍砚和侍墨搬运书籍累的手疼，来往累的脚疼，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在接受魔鬼特训一般。
这也就是在程家，假如程晋州穿越到中等以下的家庭，别说抄书，就是想看上一眼人家的藏书，也得跪破膝盖——大夏朝可没有公共图书馆给人使用，纸墨的价格更不是普通农家所能承受的，买书更是想都别想，即使小户地主也不敢轻易购入雕版书籍，读书人手抄的版本更不便宜，那是相当于21世纪高科技人才的人工。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读书人从来都是富户，所谓的寒门子弟，大抵是政治上的寒门，而非经济上的寒门，少数天资聪颖者或许能在乡试府试中暂露头角，但考取进士的机会最好还是留给儿子——那些花费巨额路费、巨额餐饮住宿费用，并以万分之一的百分之一的机会首次即成功者，仍然需要亲族与政府的资助，而要想获得资助，又是何等艰难。真实的情况往往是，有希望的秀才们用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将父母留下的财产全部花光，却未能得到举人的头衔而拜官，只好乖乖回乡做私塾先生，然后将希望放在儿孙身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当地有钱的士绅子侄，从而让儿子获得资助。
乡绅们之所以会乐意让儿子娶一位穷秀才的女儿——假如他够运气能娶到——完全是因为功名附加的特权和声望，方圆几百里地，家有豪产的乡绅或许有几百几千，有功名的读书人却可能只有几十人。
相对而言，经济寒门的政治世家往往更容易在科举之路上走的更远，在中国课本中经常被用作贫困刻苦典范的范仲淹，据说在寺庙学习期间每天只煮一锅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腌菜食用，但就是这位先生，老爹却曾任宁武军节度掌书记，相当于地区司令部参谋长，若不是死的太早，范仲淹定然又是个家境优渥的高干子弟。即使母亲改嫁，他之后的科举道路，免不了仍要受老爹的影响。
而在大夏朝，对出身门第更为重视，在相对公平的科举场上，其做派类似唐朝，需在“家状”（本人履历表）上填写的家庭出身直接影响到读书人的政治前途，贫家弱族几乎不可能得到靠前的名次，在会试取士中尤其如此。
程晋州能够依靠的优势中，家世肯定是重要的一环。
房门轻轻被推开。
侍砚点着脚尖，一声不响的走进房间，稍拨动一番木炭，然后在旁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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