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硬背是行不通的。
也正因为如此，进士科方才成为科举中最重要的一科。
在进士科上，宋同样沿袭唐朝旧制，重诗赋，而轻经义。
诗词歌赋，讲究的是文辞华丽，对仗工整，换句话说，诗赋是华而不实。
依后世的眼光来看，这种取士方式肯定是不合理的。
选取中央储备干部，只考诗词歌赋，不考实务，合理吗？
不合理！
不过，若是加上时代因素，重诗赋，也有一定的逻辑。
古代的识字率非常低，这是公认的事实，能够接受教育的，最少也是小地主阶级。
普通的农民子弟，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
毕竟，供养一个读书人的开支可不小。
笔墨纸砚，书本费，拜师的束脩，远游的费用等等，普通之家根本无力负担。
更别说男丁，本就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
读书科举是要脱产学习的，本来能够产出的劳动力，不仅不参加劳动，反而去读书。
这一出一进，差距可不小。
因此，能够接受教育的大多是中上层的子弟。（当然，也有个例，凡事无绝对嘛，但个例不足以否定总体规律）
然后，这些出身不错的读书人，再历经一轮又一轮的筛选，最后留下的，即便有些滥竽充数的，其数量也不会太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和他身处的阶级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以诗赋取士，这一看似荒唐的标准，实际上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以陈正道。”
待到众人重新归位，李杰试探性的抛出了改革学制的观点。
“然，今学舍虽存，却疏为流表，生徒罕至，朕闻，诸生员竟以两馆为耻！”
“诸卿，何以教朕？”
李杰这段话的大意是，虽然现在学舍尚存，但却是名存实亡，诸多学子，更是以两馆为耻。
宋初，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监、广文馆以及宗室学校。
宗室学校的招生对象是宗室弟子，暂且不表，李杰口中的两馆便是国子监和广文馆。
广文馆最初的目的是收录博学之士，然而，现在的广文馆却成了权贵子弟挂名取解额的地方。
另外一馆国子监，亦处于半废的状态。
国子监本为育才之所，只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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