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6点，卡维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他手里是两张信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些实验构想和收集的数据，脑子里还在不断闪过下午在病房的所见所闻。
如果说，触碰病人伤口时需要配戴无菌手套这件事仍然属于医疗范畴的话，那勤洗手就该是个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可卡维在外科病房观察了一下午，上到伊格纳茨，下到贝格特之类的实习医生，在进入病房的时候都不洗手。
甚至都不能称其为习惯，严格来说整个社会都没有洗手的概念。
前一步他们还在罗莎和安德烈的尸体里摸索剖宫产的可能性，下一步就随便擦擦手，走进了病房大门，让所有病人的伤口都和这些触碰了尸体组织的手做了一次亲密接触。
这已经不是概率问题了，而是真正的人祸。
在医学理论混沌半开的19世纪，医生们自以为跳出了玄学神学的圈子，摘走了巫术和炼金的帽子，但却没想到自己依然扮演着死神帮凶的角色，把一位位接受了手术的病人推进感染的深渊。
卡维不可能将二十多年后的洗手规定强加在他们头上，再加上那些也不是他的病人，所以在查房时什么都没说。
但当伊格纳茨他们来到了11床床边的时候，胫腓骨骨折的男孩成了全场唯一的例外。对他来说，男孩埃斯顿的那条伤腿是他改善外科病房环境的第一步，绝对不能让。
“一旦其他人接触过了埃斯顿，那我所主张的保守疗法就有可能掺入了不确定因素，最后的结果也就不准了！”
这是卡维当时给出的理由，听着有些勉强，但结果还算不错。伊格纳茨没有查看伤口，考虑到病人暂时不需要手术，就索性把11床彻底划归给了卡维一个人处理。
责任转移在明面上是给足了他面子，其实却是在暗地里给压力。
而且口头上的表述并没有什么效力，卡维很清楚伊格纳茨仍然保留着最后的权力。
一旦11床的伤口出现溃烂，他恐怕会毫不犹豫地插手干预，并且让这对母子马上在“截肢”和“卷铺盖滚蛋”之间做出选择，就和他当初做外科主任时一样冷漠。
社会福利医院不可能无下限地施舍福利，有时候必须要做出取舍。
好在11床男孩的伤口已经闭合，渗出很少，只要继续维持，愈合是早晚的事。有了这个基础，卡维又想到了产科第一第二病房之间的死亡率差异。
工作时，他找了几位产科的护士求证过，产妇绝大多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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