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双方就不可避免的谈到了圣地问题，所谓圣地问题就是伯利恒教堂钥匙掌握在谁手中，圣墓教堂又由谁来修缮，等一系列圣所的管理权问题。
奥斯曼帝国自从衰落之后就一直对此十分小心，说是稚子抱金、匹夫怀玉也不为过。
阿福德帕夏早就知道乌瓦罗夫公爵会提到圣地问题，所以准备好了相关资料。
在拿到卷宗的那一刻乌瓦罗夫公爵也不得不感叹对方的细致入微，每一份报告都是由奥斯曼语、希腊和法语三种语言书写，其详尽程度更是到了夸张的地步。
浩如烟海的卷宗里记载着历代苏丹颁布的敕令和奥斯曼政府关于圣地的公文，以及各个教派在其中发生的冲突、纠纷和相关裁决记录。
这一世由于法国人没有过多涉足圣地事件，所以此时圣墓教堂的钥匙还是传承自萨拉丁时代的穆斯林托管方案。
萨拉丁为了结束圣地内各派教士和信徒的冲突决定让努塞贝家族和朱德家族轮流负责保管钥匙，并每天负责圣墓教堂的开门和关门仪式。
由于萨拉丁的特殊身份，哪怕是后继者的奥斯曼人也不得不尊重他的做法，久而久之便成了惯例。
轮换的日期和程度都已固定，奥斯曼帝国官方也保存着轮换相关的时间表和具体人员名单。
阿福德帕夏还在一旁补充道。
“为了确保一切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还请了亚美尼亚教会代表作为第三方见证人。”
不过此时的亚美尼亚教会在基督教世界并不是那么遭人待见，至少没有奥斯曼人想的那么遭人待见。
虽说此时亚美尼亚人在名义上投靠了俄国，但他们从未放弃过独立的想法。
这在俄国的大国思维中显然是有些大逆不道的，大多数有些见识的亚美尼亚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双方一直是处于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
所以当阿福德帕夏提到亚美尼亚教会的时候，乌瓦罗夫公爵皱了皱眉。
平心而论奥斯曼人的这些资料确实十分详细，如果双方易地而处奥斯曼人绝对说不出任何话来。
但问题是此时两国实力上有差距，而且说白了这些记录不过是奥斯曼人的一面之词，亚美尼亚教会代表的见证更是个笑话。
再说说记录本身的问题，这些资料越多，潜藏的错误就可能更多。而且这些资料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记录，那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更大了。
哪怕是抛开这些问题本身，作为记录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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