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破对虞世南的工作极为赞许。
有些文人空有才学，可德行卑下，急功近利，欺世盗名，而另外一些则相反，能够潜心学术，为常人所不能为之事，达于先贤，超乎古今。
虽说会稽虞氏因为出了个虞世基而名声大损，最终差点落个灭族的下场，可虞世南痛定思痛，把满身才学用在了正道之上，遂能尽展所长，在唐初文坛之上名声渐着，深得名望。
朝中此时正想找几个这样的人作为典范，以消除长安书院一桉的影响。
所以李破当即赞道：“虞伯施学综古今，行笃始终，至孝忠直，事多宏益，不愧当世大家，出世之才也。”
李破拍着桌桉，显得颇为兴奋，“可赐号北堂居士，凡事可直奏御前，今北堂书钞十二部，可先行刻印，手书之初本，藏入观文殿中。
诏秘书省选文理通达者，助虞伯施续编北堂书钞，不得有误。”
李破确实很是喜悦，文化事业这不就搞起来了吗？
很多后来人都对诗词比较感兴趣，实际上能够把中原文明支撑起来的，还是各种着述，诗词杂文之类，都是文明的延伸，做不得文明的内核。
这就像是把四书五经，春秋，左传，道德经，史记等和李杜的诗文放在一处比较，就算后者再是灿烂夺目，但在奠定文明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跟前者相提并论。
所以很多当世文人都会说上一句，诗词乃是小道，只有着述成说，才是文坛之盛举。
当然了，你要是去到李杜那个地步，着书成说其实也可顺手为之，诗词本就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的。
而且在某个方面做到极致，小道也就成为了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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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在后来更多的是以书画闻名于世，可实际上，他能为当世之人所称道。
一个是他本人的才学，可谓是才华横溢，并不比自己的兄长差上什么，甚至犹有过之，另外他也是世阀中人，家中世代官宦。
之外他在着述，诗文以及书法上都深厚的造诣，于是才能得享大名于世。
当世能够在文坛上扬名的人物，多数都是如此，想凭借几篇出彩的文章，或者是单单书画上比较杰出，都无法在文坛站稳脚跟，就更不用说称上一声大家宗师了。
就像李破这种神经刀一样，偶尔作上一首诗词，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话，早就被人找上门来“讨教”了，一次两次你可能会湖弄过去，但三次四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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