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西巡到西安府後，做了两件事，对抗旱灾、灭教，这两件事能做成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大明的生产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才能做到。
这就涉及到了工党的一个理念，社会总劳动产出和社会总需求。
世俗社会比宗教社会需要更多的物质基础去维系其稳定，一旦社会总劳动产出无法满足社会总需求量，那世俗社会自然而然，会坍塌为宗教社会。
反之则不然，即便是总劳动产出满足了总需求并且有大量的结余，没有本质变革的事情发生，宗教社会不会向世俗社会进化，这种社会蜕变，需要巨大的变革，需要有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推动变革。
因为腹剥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产结余，凭藉着这一优势，实现了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占有。
而这些股剥阶级会本能地阻止社会继续进步，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阻碍。
万历维新三十二年，整个陕西的生产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百姓们被发动了起来，大量开垦荒田、修建沟渠道路、植树造林、种草防沙、荒地种薯，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可大量生产剩余，仍然被腹剥阶级掌控。
腹剥阶级并没有自杀，反而在用自己的方式，在阻碍着经济、政治和精神发生质变。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黄巢」了，基於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农民运动可以实现破坏，但很难实现新秩序的建立，而皇帝作为凌驾一切之上的那个人，来做那个黄巢，就变得再合适不过了。
山西、陕西的灭教行动如同燎原之火，很快，绥远也展开了灭教行动，而绥远针对的主要目标，则是白莲教、喇嘛教，这和陕西、山西、甘肃的情况又有不同，这三省主要是天方教。
「灭教之事，比朕想像的顺利得多。」朱翊钧高度评价了四地灭教工作的进展，因为方法的正确，灭教之事非常顺利的完成了。
李佑恭看陛下心情不错，拿出了申时行的奏疏，呈送到了御前，申首辅又开始端水了，而且这次端水，很可能会和皇帝的意志产生分歧，分歧的存在，也是对皇权的冒犯。
果不其然，皇帝陛下看完了奏疏，眉头拧成了疙瘩。
「首辅所言有理，就依首辅所言。」朱翊钧同意了申时行的提议，哪怕他十分不愿意，但申时行说的有道理。
申时行不建议在甘肃和西域进行灭教，因为甘肃和西域缺乏基本的物质基础。
甘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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