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没有监察的权力最终都会失控，最典型的特徵，就是拥有权力之人，被权力快速异化，而京师大学堂发生的一切，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皇帝对大学堂加入了和地方布政司一样强力的监察，防止权力的失控。
这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固，监察之法还需要不断稳固。
大明有两股力量是万历维新的基本力量，一个是以还田营庄法为核心构建的农户的力量，另外一个则是以官厂制、庞大的匠人构成的匠人的力量。
而这两种力量，只是基本，他们并不直接掌控权力，也就是很多士大夫、乡贤缙绅、
势要豪右反覆追问的那个问题：你讲的百姓究竟在哪里？
这两种力量十分庞大，汇聚的民心也十分驳杂，且容易被人引导和利用，要正确释放这些力量，就需要通过完善的机制遴选出能有效运用这些力量的人。
遴选的办法一共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普及教育层层筛选，最终遴选天资极佳和弘毅之人，通过做官掌握权力，释放这些力量；
另外一种，则是通过从匠人中遴选出足够多的锐卒，通过掌握暴力，保护基层和活力。
这就是沈鲤在奏疏中，反覆提及的最佳构想：校国同构，在沈鲤的规划中，大明正在逐渐走上这条道路。
比如一个农户通过普及教育的筛选，考入了大学堂，而後为朝廷效力期间，通过了监当官的考选，获得官身後逐渐成为地方官员甚至是朝廷命官，比如范远山，比如刚刚自杀的李经纬，都是如此。
比如一个农户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匠人，而後通过体格、毅力等等筛选，成为锐卒，在京营中历练成长，如果有机会，考入讲武学堂成为庶弁将，没有机会也可以转业到地方乡野之间保护大明的基业。
这个框架，从理论上看，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框架，再加以考成法，甚至拥有自我纠错、自我运转的能力。
但今天，京师大学堂发生的事儿，让沈鲤看清楚了自己这套说辞最大的缺陷，和几乎所有完美制度设想一样的缺陷，那就是具体掌握权力的那个人，会被权力所异化，或者说，人性本恶的那些东西，又如何来解决？
任何政策，到最後，都要问一个问题，谁来执行，同样，制度设想，都要面临这个终极拷问：人心易变。
比如工党所倡导的：物质大丰富时，腹剥物质失去了意义，腹剥不再存在则阶级不再存在，到那时，就是工党理想社会了。
申时行离开的时候，拍了一下沈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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