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对皇帝非常地了解,陛下的果决,张居正见识了不止一次,他用最後的力气,保住了京堂百官,他能做的也就这些了,其他人,他真的无能为力了。
自官选官之下,皇帝无论如何都要进行一次大清洗,不是张居正最後拦了一下,这些官选官也是清洗的目标。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万历维新的分配,已经出现了一些十分明显的问题,大明势豪,或者说占据了统治地位的这些肉食者们,其财富增长率,远超大明朝的财富增长率,这代表着分配上的极度失衡。
按照理想状态,大明财富增加,这些财富应该均等地分给大明天下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大明通过征战、开拓、海贸等等手段,掠夺的海外财富,应该通过修建驰道、疏浚水道、投资建设官厂、丁亥学制等等手段,均等地分给每一个人。
而肉食者们分配了大头,部分有产者和穷民苦力,就喝了口汤。
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怨气的不断累积,如果这些势豪,他们还忠於朝廷、忠於大明,皇帝还能容得下他们,但如果他们已经背叛,那就是肃反的对象了。
张居正、朱翊钧都十分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对於如何纠偏,二人是有分歧的,皇帝主张杀,太子说过:杀人不管用是因为杀不完,若能杀得完,杀人就管用;
张居正主张利用大明律、天变承诺等等方式,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调整分配。
每一次皇帝到安国公府蹭饭,这种分歧就会重演一遍,而且谁都说服不了谁,都是为大明好,而且真的是为大明好,就很难说服对方。
张居正现在走了,皇帝彻底放开了手脚,这就是朱翊钧在张居正临终前说的那句,他会做的更加过分,那就没人会骂张居正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大明当下必须要面对的。
随着万历维新的推动,以铜钱、白银、黄金为锚定的贵金属货币,已经无法充当一般等价物让货物充分流转,在万历二十六年,在货币上十分保守的皇帝,也不得不正式开始超发宝钞。
宝钞的本质是债,也就是说从超发的这一年,大明财税,转为了债务性驱动,也就是寅吃卯粮,赌未来的经济增长能够覆盖债务的利息,赌技术进步。
在这个现实问题之下,皇帝自然要更加暴力地推动分配的变革,让万历维新的财富,更加普惠到万民,唯有如此,才能让债务驱动能够持续下去。
具体而言,就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作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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