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看，从洪武年间的李善长，到嘉靖年间的大礼议，本质上都是皇权和臣权之间的斗争。
皇帝的至高无上，只是理论上的。
但张居正不能这么说，他之前摄政，把皇帝归到世袭官阶级，很容易让人以为张居正的思想出了问题，想要取而代之，无论别人怎么划分，在张居正这里，皇帝都是独一档的。
但李贽在《士农工商新解》中，就非常大胆的将皇帝编到了士这个集体之中。
士，从古至今的定义都没有改变过，那就是统治阶级，可以细分为皇帝、世袭官、官选官、士大夫等阶级，这些人虽然身份变来变去，但从古至今都掌控着权力，掌握着天下万民的命运，王朝的兴衰和他们息息相关；
农，在之前的解释里，代表着农夫，但在李贽的新解之中，将农定性为了田土、生产资料。
李贽认为，农这个集体，自世家政治破产之后，也就是宋朝开始，就专指地主而不是农夫，拥有土地的才是农，没有土地的是佃、是氓、是流，根本不是农。
当大明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蜕变时，田土的定义，扩张到了广义上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
农是田土、是工坊、是矿山、是经营性的城镇房产，是可以漂洋过海的海船、是生产体系中必备的生产资料。
拥有生产资料，才配称农。
工，手工技术人员的工匠，这个定义，随着商品经济的形成，工匠这个定义便开始变得狭隘，不再能解释社会现象了。
掌握某种技术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工，那些被关进东交民巷监狱的会计，这类专业技术人才，皇家格物院里的格物博士们，也是工，农学博士也是工。
熟练工匠也是工，非熟练工匠不是工，而是氓、是流，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
商，从古至今都是个贬义词，到了商品经济年代里，商依旧是一个贬义词，商从古至今的定义，都是不事生产，专门买低卖高赚取差价的人，而不是富商巨贾。
富商巨贾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压根就不是商人，而是和乡贤缙绅一样的农。
商人就是逞口舌之利倒买倒卖，囤货居奇，甚至要囤粮盐这类明令禁止的商品，这类才是商。
“他这篇文章，将士农工商扩展到了商品经济的范围，其实这个排列，从来没有变过，那些没有生产资料，不熟练的工匠，靠力气干活的佃、氓、流、工，并不在这士农工商之列。”朱翊钧看大臣们看完了杂报，颇为感慨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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