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属于某种阶级，无论他自觉与否；而阶级的本质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阶级从来不是一个虚妄的、抽象的概念，而是经济的实体和社会实体。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申时行认为：那就是当一个人、一个集体，获得足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后，必然会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并且一定会利用其政治地位获得更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即政治权力等于经济权力，反之亦然。
“这端水大师现在大胆到让朕刮目相看。”朱翊钧说小看了申时行，不是小看了申时行的才能，而是小看了申时行的胆量，以前这些话，都是张先生说，现在申师傅变得更加大胆了起来，或者说，申时行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有些问题是绕不开的，是不能避免谈及的。
但同样申时行有点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他在奏疏里，十分大胆而且直接了当、直抒胸臆，从根本上论证了一个问题，大明皇帝因为失去了足够的经济地位，所以政治权力大范围的收缩，地位并非实际上的至高无上，这就是大明国朝之前数十年乃是百年时间里，主弱臣强的根本原因。
政治权力等于经济权力，在举出了皇帝这个例子后，申时行认为新兴资产阶级获得政治地位就成为了必然。
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力量——朝廷，在这个过程中，要确保一定的公平性，要使用暴力维持大明的基本稳定，既要保证失去权柄的旧财主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也要保证得到权柄的新财主们不会颠覆江山社稷。
这不是空想，而是现在浙江还田令推行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事儿。
不甘心失去土地的旧老财主们正在想方设法的规避朝廷还田的政令，比如通过长租、威胁恐吓等手段，重新获得土地，而得到了土地的穷民苦力正在努力保卫朝廷发下去的土地，朝廷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武力介入保证还田的政策得到推行。
而对于穷民苦力而言，他们守住自己土地的唯一方法，很笨拙也很简单，那就是多生孩子。
“很好，申时行把浙江还田的差事办妥了，回朝入阁也没人能挑出理来了。”朱翊钧敲了敲桌子，朱批了申时行的奏疏，同意了他的几个具体的主张，又写了数百字，讨论了他的政治学观点。
朱翊钧给林辅成、李贽这些意见篓子五品格物博士的官身，是希望他们把政治变成一门可以讨论的科学，但林辅成和李贽其实辜负了皇帝的期许，也不是他们无能，是他们没有掌控权力，所以无法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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