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告的处置方法通常为反坐。
在汉时，《汉书》将诬告和杀伤人化为等号，明确规定：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
诬告是言语中伤和武器伤人等同。
在唐时，《唐律疏议·斗讼三》：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反坐的意思是把被诬告的罪名所应得的刑罚，加在诬告人身上。
明承唐制，大明律在诬告反坐上更加严厉，为罪加三等，明文为：诬告人答罪要加所诬罪二等；诬告人流徒、杖罪要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诬告人死罪，所诬之人已杀者，反坐以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纲宪事类》中和大明会典的都察院篇也对科臣要求不准宿娼、不准携妓游玩，不准潜赴戏院游荡等，也有不准诬告，反坐加所诬罪三等。
科臣言官是大明纠错机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科道言官武器化、工具化，成为排除异己为虎作伥的工具，大明的吏治，立刻就会彻底崩坏。
从大明朝的实际监察情况来看，言官发挥的作用呈现了一种下滑的趋势，前中期还好，到了中晚期，言官就从吏治的去污剂，变成了吏治腐化堕落的催化剂。
张居正其实对科道言官也没什么好办法，他不能对科道言官下手，否则就是坐实了傅应祯对张居正的所有指控。
张居正不方便出手没关系，朱翊钧出手就行。
缇帅赵梦祐磨刀霍霍一直在等，把地上的四个人拉上了长凳后，就举起了廷杖来，重重的打了下去，言官们在一下又一下的廷杖中，不断的痛哭哀嚎。
而朱翊钧则是冷眼旁观，一直到行刑结束朱翊钧才站起身来，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离开了皇极门，回到了文华殿内，继续御门听政。
对于这四个人的处置还没有结束，挨了廷杖之后，仍然要削官身回籍闲住，不得签署公事，这就是绝了这些人起复的可能，四个人因为弹劾陆光祖夺情起复之事，最终落得这个下场，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很快一道圣旨，昭告天下，若是科道言官仍有觉得皇帝伤了耳目之臣和骨鲠正气者，可以继续上奏来看，结果朱翊钧并没有等到言官们继续连章上奏，小皇帝这个连环套下的实在是太刁钻了，凭空造牌后杖责，再接连上奏，怕不是一顿廷杖就能结束的。
至此，朱翊钧借着夺情和丁忧之间的矛盾，沉重的打击了贱儒的嚣张气焰，一定程度上纠正科道言官的构陷之风，政，正人者之不正，正，清朗风气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