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像孔子这样的教条主义者，他以学习维护已经定形的《周礼》为己任。
而放弃继续从民间吸取智慧形成新的礼条，所以他是教条主义者。后来的孟子连孔子还不如，孟子只知道要行仁政，但是怎么行仁政他根本一窍不通。所以通读过《孟子》就知道，他每到一个国家都是呜啦呜啦说一大通自己的话，但是具体的施政方法他一条也说不出来，主要就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地考查过当地情况。
国君听完只能告诉他你说的道理很好，可是我没有办法实行。
孟子就是个喷子，只不过当时没有网络跑着去全国各地喷人。
但是喷子在古时候也不受人尊重人家都叫“叟”，后来还人不脸地解释说“叟”是尊称。
后人都说孔孟之道，其实孔孟是有分歧的，我想孔子真能看见孟子的话，一定会背过身去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再后来的法家他们是要做详细调查研究的，但是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做调查和分析，所以法家的东西很容易以政令的形式出台。
先秦以前法家那些人去一个国家游说的时候，一开口他就能切中这个国家的要害，拿出可行的条款。
这也是秦朝由法家建立的原因。
但是法家光从上头看问题就难免出现苛政，这个时候就需要孟子这样的人来纠偏。
从西周后期中国的政治精英就不再从民间吸取好的经验，虽然偶尔会有一些从底层上来的人，但是他们也是读儒家经典上来的。
而且这些人也只有自身的经验，并不能汲取更多的底层经验形成新的思想理论。
这一情况一直到民国，民国的政治精英虽然不再以孔孟为教条了，但是他们以洋人的东西为教条的。
直到***亲自到基层做调查（写了《湖南农民调查报告》），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理论，才一改这两千多年来的风气，重新继承了舜、周公等圣人获取政治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基本参考信息的方法。
李承乾随随便便一搞就想改变李世民获取信息的途径简直就是螳臂当车。
李世民纳谏是有选择性的，他是因为怕上面的大臣欺瞒他，所以他要听一听底层的官员怎么说。
所以尽管李承乾一改常态劝说李世民，李世民依然嫌弃他，只是看着城墙下的将士们才勉强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道：“难得尔等忠心为国，朕确实该听一听尔等之言。
你们既然说不该把漠北诸部的降卒放回漠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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