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在兵粮是吧？”
刘承宗翻动着公文档案，对康宁府的难点已经了然于胸。
康宁府环境艰苦客观存在，这里地广人稀，偌大土地上的百姓仅有二十万之众，依托纵横交错的河谷生存，各地交通不便、百姓又普遍文化程度较低、依然热衷将能够成长为壮劳力的孩子送给寺庙。
建桥修路、打井修坝、设立社学、破除迷信、传播医学、改良选种、分发农械，此般种种都使官府在这片土地上有更高的行政开支。
而另一方面，漫长的封建小国寡民又使得旧贵族对地方有强大的统治力，复辟思潮始终存在，单是蝗灾发生后七个县就有十四个被贬为平民的旧贵族被拥戴、两个归附的小土司起兵——最大的起兵规模达三百人之巨、最小的复辟团伙只有十三个人，公文中的表述普遍为‘劫道蠢贼’。
这其中自然有旧贵族对现状不满的利欲熏心，但刘承宗也不得不承认，贵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存在一定的民意基础。
另一方面，封锁防备乌斯藏也是康宁府的军事责任之一。
因此康宁府有维持大量驻军的要求，这里有一个驻扎在囊谦县的康宁营，还有在囊谦以外六县的五处交界设立千户所，总兵力八千六百。
数字听起来不多。
但刘承宗一手建立军队，在军地关系与脱产人口比例的问题上是天下少有的行家，尽管元帅府早就有所研究并定下规矩、只是从未做到，他心里是清楚的，和平状态下官军数量不得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即使在战争状态也不能超过百分之五。
历朝历代，除了把自己拖垮的大秦之外，常备军的数量几乎都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二十万百姓就有二分之一是女人，剩下十万男子当中，老人、小孩、残疾，符合常备军标准的人口也就只有三到五万，这些人同时也是支撑家庭的壮劳力、顶梁柱，多一个当兵就少一个顾家。
在这一基础上，康宁府维持八千六百人的常备军，即使卫所军只发半粮，也依然是极重的兵役负担。
更何况，此时康宁府的兵力不是八千六百，昌都还驻扎了李老豺部三千客军、冯双礼部三千新军。
单是兵粮开支，刘国能一年就要弄到七万石粮，他从哪儿弄七万石粮去？
他和杨鼎瑞两任知府疯狂开垦荒地，到如今康宁府也只有六十七万亩熟粮地，三成粮税，一亩地能收二十五斤，算下来是年年亏空，康宁的兵粮历来都是依靠官办贸易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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