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霸道的思想，对于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来说，都是天籁！
景帝登基后，为了尽快掌控朝政，便任用太子家令晁错为内吏，以抗衡相权；以太子舍人、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作为身体健康的保障（郎中令者，太医之首也）；以郅都为中郎将，试图以此插手宫廷宿卫——五官中郎将，掌宫墙卫戎。
借着这番举措，景帝得以从朝堂元勋以及后宫两位太后（太后窦氏、太皇太后薄氏）手中，一点点抠出军政之权，在登基一年内，彻底掌控了政局。
掌权之后，原本的三位亲密心腹中，周仁为宠臣侍官；郅都被外放至济南郡清理地方，景帝手中可堪一用的，就只剩下了晁错，也就是天子刘启的老师。
当被景帝问及‘该如何治理国家，让生民安乐’的时候，晁错心中一直压抑着的理想如脱缰野马般涌现，法家所主张的富国强兵，攘外安内等看法脱口而出。
作为一名精通权、术、势，察言观色及人心的揣测几近巅峰的法家官员，又与景帝共事多年，晁错如何不知，景帝想要远迈其祖的雄心壮志？
遂上书道：内部隐患，来自于诸侯王权力太大；外部威胁，则是匈奴人在长城外虎视眈眈。
所以，应该先削弱诸侯王的权力，稳定内部，再励精图治，与匈奴决战，彻底扫平外部威胁。
这样一来，内忧外患尽消，百姓民安居乐业，各得其乐，天下就将繁荣昌盛！
景帝本就在情感上偏向于法家，听闻要对付诸侯王，又想起那个让自己如鲠在喉的皇叔吴王濞，自是赞成不已。
得到允许的晁错火力全开，一书《削藩策》递上，吹响了景帝对汉室诸侯王的冲锋号。
时任丞相申屠嘉，本就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混乱世代，担心天下再度动荡，便硬着脖子，死不肯在景帝的诏书上用印。
高祖刘邦弥留之际，深感忠臣能吏对国家的重要性，也为了防止子孙不懈，便规定：凡国家大政，须有皇帝明诏方能实行。
与皇帝拍拍屁股就能乱发的圣旨不同，诏书是发布到天下官员手上的政令，类似于后世的红头文件。
哪怕是后世，红头文件除了最高领导人外，还需要国务臣的签字。
同样，在汉时，诏书需要在朝堂之上三读通过，然后丞相赞同并用印，方能正式具备法律效应。
这，便是让封建君王所忌惮的‘相权’的来源：只要丞相不同意，皇帝如果不罢相，理论上就不可能实行任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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