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一种语言的诗歌，都有自己的一套“潜规则”。
如果直接将对方语言的诗歌翻译成文字，那译作必然就会缺乏诗意。
因为原作语言词尾的韵脚，不可能也刚好是译作词尾的韵脚。
这还只是最直观的一个例子。
因此最高明的诗作翻译，会把一种语言的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诗歌，而且还要完成意境的同步迁移，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这已经脱离了普通翻译“信雅达”的要求，进入了“入神坐照”的宗师级别。
最起码译者需要具备创作两种语言诗歌的水平，然后才谈得上翻译和传递。
而能够将英文诗翻译成传统汉语古诗的人，那就几乎没有存在过。
这是辜氏一门的大毛病，好学习，而慎著述。
最著名就是黄侃，别看他清狂桀骜，却经常说一句话——五十岁前不著书。
甚至连章太炎都恨得牙痒痒，痛苦地劝他：“别的人轻易著述，那是别人的不对，因为那些人自己都没把学问搞懂；”
“但是你慎重著述，轻易不写书，这却是你的不对了。因为你明明已经学问深厚，却没有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你得到知识。”
然而黄侃在这方面，也不怎么搭理自己的老师。
这脾气同样传入了辜家，辜少咸就是五十以后才开始有了第一部发表的文章《新校广韵叙例》，而他的两部巨著《广韵疏证》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都是七十岁以后，方才定稿的。
辜幼文和辜振铎要好得多，但是那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正经学人，国家和学院有重任要求的，因此本质工作完成的非常出色，都是著述等身。
然而很多“溢出”的部分，比如辜振铎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比如辜幼文的唐史，三国史，周至就发现，两人很多研究成果，竟然都随意堆放在家里，没有发表。
如果不是周至现在亲眼见到这本《草叶集》，他可能永远都不晓得师祖祖竟然还是双语高手，能够将英文诗翻译成古诗，还非常贴切传神的这种。
有一类人很可恨，他们可以随便浪费抛弃好多别人企望都企望不到的东西，却依然能够达到别人企望都企望不到的高度。
这种人有很多称呼——天选之子，人中龙凤，天才。
比如这部《草叶集》，估计就是师祖祖年轻的时候信手而为，随便玩玩，自己都没有当真的玩意儿。
然而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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