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上位置有些偏西的太阳依然犹如干瘪的红柿子，同刚才相比已经没有那么温暖了。忽然刮起的南风吹起了在街道中间安详的塑料袋。
北国这里的三月天，刮起的风强的能吹倒一颗小树苗都不为奇，何况是这样一个孤独的塑料袋。不一会的功夫，它已经如风筝一样飘向了空中，消失在了楼后。
挂了电话，我点燃了一根“长白山”，那浓烈的呛嗓子的烟顺着嘴巴一路钻进我的喉咙入口处后，就分成了两部分，多数进入了鼻腔，少部分的进入了肺里。
我一阵咳嗽，学了两个月，依然不会吸，原本以为吸烟能让我冷静思考，现在看来完全不适合我。
经历了那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好似坠入了一片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在那里，我没有目的地，没有能借鉴我走出的参照物，一切都是幽暗的，仿佛永远都是黑夜。
这个电话将我从这样一个冷血的森林中拉了出来，那个拉我的人是二叔。
“苏迪。”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二叔的名字。
下午的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我没有犹豫的辞去了餐馆的工作，告别了跟我晒了两个月太阳的阿山，背上行囊，踏上了旅程。
过往的岁月中，有太多的疑问困扰着我，我从没有跟二叔近距离接触过，我们叔侄俩之间永远都隔着一道门缝或者说隔着一个父亲。
火车上嘈杂的声音使得我很难入睡，我随即插上了耳机，熟悉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再也没有了烦躁的嘈杂声，让人回味的旋律充斥在我的耳中，很快我便睡着了。
到达北京站的时间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十一点多了，之所以选择硬卧火车，是因为变成“孤儿”的我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其他交通工具。
北京的“阳春三月”同毗邻渤海的辽东半岛比起来，风要小很多，太阳光的饱和程度也要强一点。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或者说是我第一次的旅行。我无暇顾及站前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以及首都的风景，能让我打起精神的只有一个地方。
“潘家园”，二叔的委托人给我的地址，那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语调温柔，让人听起来就感觉温暖，如沐春风。我想，如果是母亲应该也是这样的语气。
此时，我的胃已经在以一种准备脱离我身体的方式向我抗议着。从踏上火车一直到现在米粒未进，
我胡乱的啃了几口背囊中的面包，猛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