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成就——
第一，国家教育重心，由战前的高等教育，逐步向初等教育转变，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普及。
国府明令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当然，不喜欢国党的朋友，也可以喷国民政府是在甩锅。因为初级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主要经费由地方自筹，中央政府每年只拨发一定数额的补助款。
不过在1940年以后，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并严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这一举措，极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中央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经费。
第二，中高等教育，由战前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平民教育转变，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识垄断。
以前能读大学的，除了师范专业以外，基本上都属于有钱人家子弟，至少也得出身于小康家庭，寒门大学生少之又少。
但在抗战期间，由于大量学生随学校内迁，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别说让他们交学费，就解决温饱都够呛。
于是国府采取“贷金”制度，说白了就是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到后来，“公费生”取代了“贷金”制度，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
贷金制和公费制，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读大学，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
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但至少能吃饱饭，至少能读书不是？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毕竟国家财政困难，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精锐师了。
整个全面抗战期间，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甚至远远高于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
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对得起国人。”
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中国人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拼尽了全力发展教育事业。就好像一个穷苦人家，在外面受欺负，家里也饿着肚子，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
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国府还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建立了102个教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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