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的难民住房安排工作，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
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
周赫煊问道：“许博士，如果日寇攻陷南京，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
许传音摇头道：“应该不会走。我身体不好，家业也在南京，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
“不好说，”周赫煊叹息道，“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日寇一旦攻陷南京，恐有昔日旅顺之事。”
“大屠杀？”许传音噌的站起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不管如何，战乱一来，百姓遭殃。这20万大洋，还请许博士收下，雇佣一些牛车和马车，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撤离。”
许传音感觉脑袋晕乎乎的，他只是个小官僚兼资本家而已，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又莫名其妙给他20万大洋，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直到几个月后，许传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
实际上，国民政府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就在有计划的组织南京市民撤离。对于内迁的难民，政府沿途在各市县设有难民所，免费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联系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予以扶助。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5万，而到南京陷落的时候，已经只剩下50万了，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
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奉命留下的。比如划拨给国际安全区的警察，比如国党和共党特务，又比如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的留守职工。
二是自愿留下的。比如世界红卍子会的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协管金陵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他们都自愿留下来救助难民。
三是难舍故土的。谁都料不到日本会搞大屠杀，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辈子，终于打拼出一点家业，比如店面、比如房产、比如土地。让他们丢下这些产业，背井离乡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进，他们很难下定决心。
四是难以成行的。这些人生活比较贫困，大撤离期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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