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结合苗族的历史看似有几分可信，估计和当时的文字记载工具有关，当时还没有纸张的出现，应该还是停留在甲骨或木简的年代，携带不便才丢的。但这些毕竟不是信史，它们的可靠性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20世纪30年代，有人在这鬼谷附近的雷公山雷公坪发现了一块残碑，因发现地处于苗族聚居区的中心地带，一般称为“苗文碑”。现贵州省博物馆存有一片残石及拓片，曾见到另两幅据称为原残碑拓片的复印件。和这些字倒有些相似。在榕江县乐里乡保里村们也曾经考察了一处被当地群众称为“老虎碑”的山石，正面横七竖八刻有似文非文，似图非图的线条，背面有各种方形、三角形等，老百姓传说是老虎所抓的痕迹，但是字体磨灭，已经很低难辨认，但也有几分相似。
清人陆次云在其所著《洞溪纤志》中说：“苗人有书，非鼎种，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书中所附《歌章》、《铎训》两种文字各有180个字，一字跟一字对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其光将其与汉藏语系的几种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后说：“这种文字记录的不是侗台语，也不是彝语支的语言，是苗语的可能性最大。”他认为这是以未识字音来译汉字，是音译而不是意译，对译的时代以宋朝比较合理，未识字产生的时代则应更早。他还在其所著《中国语文概要》一书中列举了11个未识字所对译的20个汉字作为例证。
江世谦在《湖南城步苗傩调查》中则完全肯定这种未识字为苗文，并认为是“将苗书内容译成汉文”。陈、江两位学者的意见，都各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认为是以音对译的，那么未识字本身所表示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认为是以意对译的，每一个苗字的读音又是怎样的呢？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陈教授只说“可能性最大”，而没有肯定是苗文，是留有余地的说法。
有关资料说，解放后，先后有人在湖南城步发现苗文碑，在民间还找到会苗文的老人，记下了一些苗字，并逐一用汉字予以注音释义。专家认为，根据材料推测，这种文字的族属和所记录的语言，有这样几种可能：第一，原来是苗人所创用以记录苗语，只是后来苗族改用了汉语，读音也随之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第二，它本是记录汉语方言的，只是为苗瑶人所用罢了；第三，它是属瑶族的，因为多处材料都说会这种文字的是瑶族人。
据说20世纪初，奥伦探险队曾于四川南部搜集到一种类汉草书苗文，注音确是苗语。著名金石学家闻宥、民族学家芮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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