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燕云豪门，以及他们的代理商而言，其实一场大考。这是用实践在检验他们的“执政能力”。因为在界河商市出现前，中国的工商阶层从来没有管理过哪怕一个县的政权。历史上当然有商人宰相，比如秦相吕不韦，也有许多涉及工商的贵族出将入相，但是他们都是作为贵族，依靠“士”去执政的。并不是依靠工商在执政。
而让处于四民末等的工商作为主体去管理一座城市的实践，在这个时空的华夏，是从界河商市开始的——虽然界河商市商会的股东大部分都是贵族，不过大部分贵族老爷们是不会离开繁华富庶的开封府跑去遥远的界河商市的，真正去那里管事的还是他们的承包商。
这就类似于日本的武士最初是给不愿意离开平安京的宅男公家们管理庄园的那些人，后来混着混着就成了割据一方的大名小名，让京都的宅男公家们去吃草了。
顺便再提一点，“承包商”的运营模式在宋朝是非常流行的。连税务和酒务都可以承包出去，何况将门勋贵家营的商业？
就在武好古将一份堪称是“界河商市宪法”的《清州之约》的草案抄本小心收好的时候，门外传来了乖徒儿杜文玉的声音：“老师，俏金娘来了，就在馆驿大堂候着。”
“哦，”武好古应了一声，“去把她带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