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以然，对于许多经学亦是感觉浑浑噩噩。
今日方攸寥寥数语，却不停阐述着儒家思想，使得许多人听得如痴如醉。
环顾众人一眼，方攸正色道：“所谓孝道，并非单纯指赡养父母。”
“孔圣人有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与父母相处，若不能敬之，与养狗养马有何区别？以诚待之，以心爱之，尊之敬之，不违长命，方为孝道。”
听见方攸如此情深意切的阐述，稷下酒肆之中，许多儒士当即脸色一肃，也不喧哗出声，只是躬身向台上行礼。
方攸停顿了一下，待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再次开口说道：“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时光轮转，万物兴衰不可估量也，唯有过往史料，以为定数。”
“不通史料，则无历史，若无历史，便无文明；我辈当谨遵圣人之言，编修史料，述而不作，实事求是。”
方攸阐述的这条理论，也是孔子的一种治学方式。
那就是在编修史料的时候，要‘述而不作’，免得因为个人情感因素，而误导后人。
也正是这个思想的出现，才使得许多朝代的史官，哪怕被皇帝压迫，仍旧敢于实事求是。
甚至于，有些朝代因为皇帝想要美化自己，接连处死几个史官，都未能得偿所愿。
这一条信义，也就让很多史官‘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哪怕把屠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史官也坚持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不得不说，这种史官无疑是为人所敬佩，而这些史官的出现，与儒家主张的思想分不开关系。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
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
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
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统治下，史官们却是屡遭厄难。
饶是如此，仍既有许多史官前扑后继，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起初，史官会跟随在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皇帝本人却没有资格查阅史官的记载，更是无权干预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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