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惊魂未定的沙哑，“我脖子有点疼，头也晕得厉害，可能是昨晚吓着了，没休息好。
李医生开的药好像没什么效果。你……能不能再请李医生过来一趟？
或者，我过去再让他看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阿静在评估。我这个要求合情合理，毕竟刚经历了挟持，受了惊吓和轻伤，寻求医疗帮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关键在于，她是否觉得有必要监控这次会面。
“三姐，凤姐交代过，让您好好休息。如果您不舒服，我可以让医务室送点镇静和止痛药过来。” 阿静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不用送药，” 我连忙说，语气里带上一点恰到好处的烦躁和不安，“那些药吃了更晕。李医生手法比较稳，我想让他再看看伤口，是不是包扎得太紧了，或者有没有发炎。我……我心里不踏实，总觉得不舒服。”
我刻意强调了“心里不踏实”，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惊过度、需要专业医生安抚的病人形象。
又是几秒的沉默。
窗外的雨声哗哗作响，敲打着玻璃，也敲打着我紧绷的神经。
“好的，三姐。” 阿静终于开口，“我联系李医生。请您在房间稍等。”
“谢谢。” 我挂了电话，手心微微出汗。
成了。至少，第一步成了。阿静没有坚持跟来，或者派别人。也许在她看来，一个吓坏了、需要心理安慰的“三姐”，让熟悉的医生来看看，并无不妥。
而且，李医生是“老人”，一直待在医务室，背景相对清晰，危险性似乎不大。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
窗外的暴雨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疯狂地砸在玻璃上，发出密集的爆响，仿佛要将这坚固的牢笼彻底击碎。
房间里的光线因为暴雨而更加昏暗，我不得不打开了顶灯。
水晶吊灯散发出冰冷苍白的光，将我的影子拉长，扭曲地投在光洁的地板和墙壁上。
大约二十分钟后，敲门声响起，不轻不重，带着一贯的克制。
“进来。” 我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没有起身。
门开了，李医生提着他的医药箱，依旧穿着那身纤尘不染的白大褂，走了进来。
阿静跟在他身后，但没有进门，只是站在门口，像一尊沉默的门神，目光平静地扫过房间，然后落在我身上。
“三姐，李医生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