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刻，在这个以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为赌注的牌桌上，仁慈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我们买不起。
海面渐渐安静下来。
日军舰队只剩下了四艘主力舰和不到二十艘渔船。桥立号已经沉没，严岛号正在倾覆，千代田号拖着浓烟和火焰缓缓下沉，扶桑号、比叡号、金刚号都已经不见了踪影。海面上到处都是漂浮的碎片、油污和尸体，浓烟遮蔽了半边天空，夕阳在烟尘中变成了一轮暗红色的血月。
剩下的日舰终于开始撤退了。
它们转向东北，以最高航速逃离这片海域。那些渔船跟在后面，船上的渔民们回头看着这片修罗场般的海面，脸上写满了恐惧和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那艘黑色的怪物船，能把他们的整个舰队像碾蚂蚁一样碾碎。
“艇长，要追吗？”赵远航问。
我看着潜望镜里那些仓皇逃窜的日舰，沉默了几秒钟。
“不追了。”我说，“我们没有弹药了，船也伤了。而且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转向通信台：“北洋水师，报告伤亡情况。”
刘步蟾的声音传来，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定远号中弹多发，舰体轻微进水，阵亡七人，伤二十三人。”
“镇远号阵亡五人，伤十五人。”
“经远号阵亡十一人，伤三十四人。”
“致远号……”邓世昌的声音响起来，虚弱但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致远号舰体严重进水，倾斜十五度，但还能航行。阵亡三人，伤十二人。”
“靖远号、来远号、济远号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总阵亡四十七人，伤一百二十余人。
我闭上眼睛。
四十七个。一百二十多个。这些人昨天还活生生地站在甲板上，有的在擦炮，有的在做饭，有的在写家书。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被鲜血染红的海里。
但我们也救下了三百多个同胞。那些被日军当作肉盾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此刻正分散在各艘北洋舰艇上，有的在哭，有的在发抖，有的在跪下来磕头，有的在抱着水兵的腿不放。
一个老妇人被救上“定远”号的甲板时，抓着刘步蟾的袖子，哭着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被赵远航一字不差地记在了他的航海日志里，也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军爷，”她说，“是朝廷把我们卖给日本人的。朝廷说，只要日本人不打北京，要多少人都给。我们村两百多口人，被官兵绑着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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