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舱里弥漫着碘酒和血腥味，邓世昌躺在窄小的铺位上，脸色白得像纸，左腿被厚厚的绷带缠着，绷带已经被血浸透了。
但他是醒着的。
他看着我走进来，看着我身上那件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作训服，看着我左胸上那面鲜艳的红旗。他的眼神从茫然变成了震惊，从震惊变成了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那里面有困惑，有警惕，但更多的是一种绝处逢生的、不可置信的喜悦。
“刘军门说，是你救了我们。”他的声音很虚弱，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是我。”
“你的船……能在水下开火？”
“能。”
“能打沉多少日舰？”
“全部。”
邓世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笑了。那是一个垂死的人才会有的笑——不是开心，不是释然，而是一种把所有希望都赌在最后一搏上的决绝。
“好。”他说，“那就打。”
我没有打。
不是不能，是不需要。日军联合舰队在“龙鲸”号四枚鱼雷的震慑下已经全线撤退，而我手里只剩下十六枚鱼雷和十二枚潜射导弹。这些武器要留到真正需要的时候——而真正需要的时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接连不断地到来。
北洋舰队残余的舰艇在“定远”号的率领下，缓缓驶向旅顺港。十一艘战舰变成了七艘，三千官兵变成了两千出头。海面上漂浮着碎裂的木板、倾倒的桅杆、以及再也回不了家的水兵的遗体。
“龙鲸”号以半潜状态跟随在舰队末尾，像一头沉默的守护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