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他让采购员整理过去半年内，这些供应商的“救急”记录，哪怕是帮忙协调了一点稀缺品种，或者在某次送货中给予了微不足道的“优惠”，都尽量记录下来，写成书面说明，申请使用“管理调整系数”提高他们的评分。他甚至暗示供应商，可以“创造”一些小的紧急需求，然后由他们“出色”完成，以积累“贡献记录”。
同时，他加大了对供应商的压力，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必须在下个月的交货中“提升数据”——无论是通过提供更好的样品，还是临时降价，甚至暗示可以“灵活处理”验收标准（当然，这需要打通验收环节）。
另一方面，对于古民主导的数据收集和评分体系，他采取了消极配合、暗中抵制的态度。在制定采购计划时，他更倾向于将订单分配给那些与他关系紧密、虽然数据平平但“听话”的供应商，并在调整理由中写得冠冕堂皇。对于古民提出的进一步优化数据采集、加强验收复核等建议，则以“增加工作量”、“影响效率”、“不符合实际操作”为由拖延或反对。
然而，王建国低估了数据的“反脆弱性”和系统设计的严密性。当古民发现肉类供应商的评分在无明显质量、价格、交付改善的情况下，因“管理调整系数”而异常提升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他仔细审查了那些调整申请，发现很多理由牵强附会，缺乏具体时间、事件和量化价值。他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了林薇。
林薇不动声色，但加强了对调整系数使用的审查。她要求，每次使用调整系数，必须附上详细的事件说明、相关证据（如沟通记录、邮件、单据），以及对公司产生的具体价值估算。这大大增加了随意使用的难度。
更关键的是，古民在迭代评分模型时，增加了一项新指标：质量稳定性。不仅看合格率，还看各批次质量之间的波动程度。有些供应商开始玩“面子货”游戏，第一批货极好，后续掺次。波动性指标能有效识别这种策略。同时，他加强了验收的随机性和复核比例，并与仓储部李主任达成共识，确保验收标准得到严格执行。
一个月后，肉类品类的“采购综合成本率”数据再次出炉。尽管王建国使尽浑身解数，数据仅略有下降，依然在全部品类中排名靠后。在月度经营分析会上，面对总经理和林薇审视的目光，王建国再也无法用模糊的“关系”和“救急”来搪塞。数据冰冷而客观地显示，他所管理的供应链环节，成本控制不力。
总经理的失望显而易见。“王经理，一个月时间，这就是你给我的结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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