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照常去办公室，照常处理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卡尔照常上下班，照常把自己关在屋里。汉斯偶尔来，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坐就走。韦伯的信隔几个月来一封，说的都是生意上的事，但每次结尾都有一句：“你做的那些事，真的有用。”
所罗门从巴黎寄来过一封信，说他在那边安顿下来了，开了个小书店，专门卖被禁的书。信的最后写道：
“你给我的那本书，有人读过了。还有人想读。这边的人比那边自由，但也只是相对。不管在哪，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弗里德里希把那封信也收进贴身口袋里。
七
那年春天，弗里德里希收到了一封从庄园寄来的信。
信是母亲写的，字迹比从前更歪了：
“弗里茨：
你父亲走了。
上个月的事。他那天早上起来，说想去看看那片卖掉的白桦林。我扶着他走到林子边上，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他说，回家吧。走到半路，他就倒下了。
他走得很安详。最后跟我说的话是：告诉弗里茨，我没给他丢脸。
你不用回来。回来也赶不上了。你读你的书，做你的事。他在那边，会看着你的。
母亲字
一八二二年四月”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窗外，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车马喧嚣，一切如常。
他把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里，和父亲从前写给他的那些信放在一起。那一叠信已经很多了，从柯尼斯堡到柏林，从十一岁到二十七岁，十六年的时光，都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里。
他想起父亲拄着拐杖站在门廊前的样子。想起那条空荡荡的裤管在风里摆动。想起父亲在烛光下写字的背影。想起他说的“想明白了，就去做”。
他想，也许他想明白了一些事。也许还没有。但至少，他还在做。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小屋里，点起蜡烛，翻开那个跟了他十五年的本子，写下新的一行：
“一八二二年四月
父亲走了。
他说他没给我丢脸。其实是他没给我丢脸。他这一辈子，打过仗，受过伤，失去过，也得到过。最后，他站在那片卖掉的白桦林前，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看他自己的一辈子。
我的一辈子，还在走。”
他合上本子
…。。